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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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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乡村遗产探索之路
——评《传统的生命力——
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
孙静
（泉州师范学院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始于20世纪初，历经了一个世纪诸多学者的探索，形成了乡村建设的不同看法与主张。乡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追问的精神“原乡”。1989年，陈志华、楼庆西与李秋香组建了“乡土建筑研究组”，从此开启了中国乡土建筑研究与保护工作。《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以下简称《传统的生命力》）（图1）的作者李光涵博士，硕士期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弗兰克·马特罗（Frank Matero）教授。她早年接受规范的历史建筑保护学术培训，后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的指导下，将博士田野点定于贵州省黔东南榕江县的大利村。李博士在这一田野点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从西学的物质性文物保护遗产研究转向中国活态乡村遗产研究，她近10年的工作应当被视为青年一代知识人在中国学者百年探索“乡村建设”的道路上交出的一份新答卷。
图1 李光涵博士新书《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来源：作者自摄）
1
新转向：从“遗迹”到村寨
20世纪90年代，陈志华引用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的“乡土”一词，以“乡土建筑”替代“民居”。他还引入社会学视角，将乡土建筑视为一种动态的文化过程与乡土生活联系起来研究，“借助家谱、碑刻、题记以及访谈材料，研究乡土文化影响下的村落布局、建筑形态以及各类乡土建筑在社会活动中的功能和意义”①。这一主张深刻影响了做乡村遗产保护的后继者们，尤其是以李光涵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化遗产保护学者。李光涵博士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还常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的学术团队来往、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其博士论文在“社区”视角和“民族志”方法上的尝试性探索。《传统的生命力》一书可谓是李光涵博士7年田野调查研究成果的结晶，也是其自身转变为学科知识人的重要标志。
首先，本书在研究对象上，从关心“遗迹”“建筑单体”转向关注具有丰富的、变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村寨或乡村。这意味着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在方法论上由以工程技术为主要保护手段的物质性保护，转向具有日常性、整合性和多元性的“活态”遗产的研究与保护上。《传统的生命力》尤以历史过程论的视角来书写贵州侗寨村庄的“地方性知识”。将遗产对象放置在丰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在动态的社会历史变迁中辨析其现状的来源与演变路径，这是十分重要且精彩的。
也就是说，乡村不再被视作是远离国家的、无历史的、孤立的、静态的对象。李光涵博士像一位勤恳的历史人类学家一样，在长达7年的耕耘中逐步将作为侗族村寨的大利村，“从利洞到大利”的历史层累中一一揭示出来。作为没有文字传统的侗族村寨，作者首先考察起源传说，除了族源传说以外，最具“地方性知识”价值的乃是本村最早“内排杨氏”的谱系族源传说—提供了元末明初黔东南地区发生影响深远的民族融合的史实例证。后在清代“苗疆再造”的影响下，纳入王权统治的黔东南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大利村在“大历史”的震摆中逐步在交通路网和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规模、建筑民居样态等方面扩展“小地方”的发展空间。然而由于民国时期的兵匪祸乱、村寨萎缩、乡绅家族衰败等预示着大利村走向了历史的另一阶段。我们如今所见的研究对象—村落，本身就是层累历史的结果。如李光涵博士在书中指出的，村内的诸多历史遗迹是这些层累历史的证据。
在这个意义上，李光涵博士虽然不是地方志专家，但她充分尊重地方史学者的文献与材料。更可贵的是，作者将文献中的“大历史”与长期实地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地方性知识”进行了生动有效的互读。虽然有时候这样的互读因追求理性的叙事而使当地人的话语有所缺失。人类学家大多会就此批评倾向于理性叙事的文化遗产专家盲目地在乡村中努力追寻或揭示的“真实”并不存在。但如果首先悬置这一争议，从文化遗产行业的方法论转向而言，李光涵博士所继承的自陈志华、孙华以来的乡村建筑遗产保护研究路径是相当清晰且可行的。
2
翻译者：自下而上的
“多重价值阐释”尝试
从研究主题上，李光涵博士受文化遗产专业训练，其研究亦以“遗产价值”为主要方法工具。这一价值理论来源于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建筑修复和保护实践生发的遗产思潮，深刻影响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遗产实践。“价值”不仅贯穿于遗产认知、保护和管理的各个环节，而且它是世界遗产精神的集中反映与共同主旨。然而，《传统的生命力》并非简单粗暴地寻求将国际宪章或公约中的“价值”适用于中国乡村。在长期的扎根于大利村的日常生活中，作者体会到一种日常性乡村生活世界。于是，她致力于自下而上地作出“多重价值体系的阐释”。如果我妄自加以概括，她的这一阐释主要有“从单一到多元”“从静态到动态”以及“整体保护”此3点特色，尤以“整体保护”最为突出。
作者视“大利村的遗产构成是一个共同体的有机系统”②，将大利村的遗产构成体系划分为文物本体和文物环境2大类，同时包含村寨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她说：“系统的底盘是土地，承载了人、物、地、神（非人类），以及它们之间的种种关联和整体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内而外的次序。”③借用孙华教授对传统村落空间区域划分的研究④，李光涵博士采纳了内、中、外三圈的看法，将社区之外的自然世界纳入了遗产构成的有机系统之内。她拓展了人居建成环境之外的自然基础，“一个理想的侗寨应该是山、水、田各有其份……大利村的景观环境由其山体、水体等地理载体，以及人为的田、林、地等生产要素组成，支撑着村寨内圈结构，形成一个由社会、生产和环境要素互相作用的联动网络”⑤。
特别有意思的，也被作为历史建筑保护专家的作者记录下来的，“大多数村民并不觉得村寨里的建筑有特别价值，也不一定认可其保护的意义，但植被较好、树木多，是最被认同的村寨特点，也是村民最关心的保护对象”。在这里，作者若有所思，也留下引发读者思考的疑问：到底什么是应当被保护的对象？当遗产专家与当地人对保护的优先级顺序产生分歧的时候，该如何分析并行动？侗寨的民居建筑的临时性与自然环境的永恒性之间是否存在某一更深的西南乡村智慧？
另外，在内圈，由人构成的社区被作者划分为公共和私人2类空间。作者分别对其进行了讨论。公共空间与族群的身份认同紧密相关，如鼓楼、萨坛、风雨桥、寨门与戏台—被视为侗族族群性标志的公共建筑。她选择这4个具有典型“侗族”村寨的公共建筑，分析了它们在应对当代文化遗产行业标准、古建修复或重建的具体情境时的不同命运。在历史或美学价值上偏低的风雨桥，村民恰恰在修复中表现出最强烈的主体性。因为它坐落在乡村生活世界的日常性之中，是社交的枢纽，是记忆与情感传递的场所。而具有最显著的民族特征和象征意义的鼓楼却并不为村民所关心。作者认为，它作为一种遗产，其价值“更多来自一种定型化的想象，通过建构村民和外界理想的鼓楼形象，完整了侗寨景观，获得了侗族文化展示的外在意义”⑥。虽然萨坛与鼓楼都面临着重修的相似处境，但是“与鼓楼可以当代形式再造方式不同，除非村寨的社会和族群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村民不会轻易改变萨坛的形式、位置和周边环境”⑦。也就是，萨坛虽为遗迹，却仍具有“灵验性”。灵力，为村民所禁忌与敬畏。
作者并未将“遗产价值”的国际标准简单适用于乡村遗产的价值认定中，而是细致分析和阐释了不同历史建筑或物质遗存在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不同处境：“以大利侗寨为例，家庭的住宅、家族的坟林、宗族的萨坛、全寨的风雨桥等从私人到公共的各类空间，对于个人、家庭、房族、全体村民来说都有着不同层次的意义和价值。”⑧第四章应当被视作本书最为精彩的章节，因为作者实现了她在绪论中所声称的“希望探讨以个案的方式解读基于地方知识的村落价值体系……借助遗产保护工作者长期身处在田野的独特处境，作为内外遗产价值知识体系之间的‘翻译者’，从而找到两种知识体系之间交融协作的可能性”⑨。正是在“翻译者”的学术定位中，作者努力实现一种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多重价值体系的阐释”。
3
知识论：中国乡村遗产路径
本书延续的另一个学术脉络值得注意：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西南地区展开了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成果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为名出版。而李光涵博士的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10多年前在西南地区主持并开展了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工作。对于以往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存在的缺憾，孙华教授认为应用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在制定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保护规划之前，先要对这些地区的村寨进行全面调查，基本掌握现有村寨的相关信息，才能进行一个民族或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的各村寨的价值比较，从中选择不同价值层面的村寨，将其列入不同的保护层级，才能确定保护的范围、资源的取舍和发展的方向”⑩。可以得到确认的是，李光涵博士基于“遗产价值”对大利村遗产体系的构建与孙华教授应用考古学类型学方法的初衷是相当一致的，也就是“确定保护范围、资源的取舍和发展的方向”。这几乎凸显出了文化遗产作为学科的核心使命，即服务于“保护”事业。保护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而保护的优先级顺序则需仰赖于专家团体给出完整确切且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这又回到了“遗产”作为知识生产过程的讨论。李光涵博士此篇博士论文的珍贵之处在于：将此疑问的空间与余地充分预留了出来（如上文所提树林对于大利村人的保护重要性高于建筑，如“翻译者”角色），她悬置疑虑，且不擅加干预或盲从，还往往在行文中将其作为知识人的困惑坦率表露出来。这在遗产专家们握有绝对话语权的行业中，显得难能可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光涵博士的探索及其研究作品在学科知识形成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我曾在2014年及2015年的暑假先后与李光涵博士一道在大利村开展研究工作，她对乡村遗产的困惑常常令我感到惊奇。她并不如许多人类学家批评的那样，带着行业专家的傲慢在乡村事务中指手画脚，相反她总告诉我她是抽离的。她所声称的“抽离”，与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田野日记中呈现出的天真人类学家们的“表里不一”有所不同。李博士以长达7年的项目实践来探索乡村遗产的道路，其自身也早已成为了大利村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部分。除去建筑修复保护的项目之外，令我印象最深之一是始自2015年与Atlas合作的“侗布妇女合作社”。妇女合作社成立至今仍在良性运营，越来越多的青年一代大利妇女回到她们西南的家园，成为合作社的主导者。
20世纪30年代，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开创了以田野和民族志为志向的功能主义学派。这一思潮奠定了人类学学科的气质与方法论基础，但80年代以后，“主客体”反思思潮又对人类学家将“他者”浪漫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多数人类学家选择在与“他者”打交道时保持距离，以保证其参与观察的“客观性”。然而，为确保这一“客观性”而造成的主客体分离却使其田野伦理争辩至今。李光涵博士这一代中国文化遗产青年学者，虽总表示自己抽离于乡村世界，实则却投身于复杂的乡村实践中，具体地面对难题并加以行动。实践的过程，亦是知识生产的过程。
回到本书的题眼“传统的生命力”——传统是历史的结果，其自身也在生长和创造着自身。所谓传统，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对象。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它更接近“遗产”的情感语义，表达的是现代人对逝去的怀恋。本书所展现的真正生命力恰恰在于知识人在乡村实践中那些真实的敲击、碰撞与追问。所有克制的介入、谨慎的合作与持续的反身性思考，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着作者对大利村乡民生活世界的尊重。有趣的是，李光涵博士并不乐于参与乡建艺术家或社会活动家身份的塑造。大利村，更不是她的“代表作”。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李光涵博士依旧在寻求解其困惑的道路，在中国语境的“文化遗产”中寻找恰如其分的学科位置。她对乡村遗产的知识生产路径抱持着反身性的思考，或许将是推动跨学科知识生产何以可能的路径之一。因此，本书必将是中国乡村遗产研究无法绕过的一部作品。
文化遗产是跨学科合作的新行业，正推动新的知识和方法论的生产。新学科萌发于新的社会历史情境、回应新的学科问题、形成新的学科路径。文化遗产行业在中国正经历着制度化的历史过程，它已深入到我们时代生活的各个缝隙中。无论是从事中国西南研究的民族学家，还是以社区研究为志业的社会人类学家，李光涵博士的论文均值得一读。作为人文学者，参与讨论，应对难题，跨出学科分化的边界，直面概念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就算只是无奈地给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的回答也并不羞耻。应对和思考现实的复杂性，才能迫使我们携手共同更接近“真理”、接近中国现代学术的真正“原乡”。
① 李晶晶.陈志华先生的文物建筑保护思想研究[J].建筑史学刊,2023,4(2):16-21.
② 李光涵.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M].成都:巴蜀出版社,2021:103.
③ 李光涵.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M].成都:巴蜀出版社,2021:103.
④ 孙华.传统村落保护规划与行动:中国乡村文化景观保护与利用刍议之三[J].中国文化遗产,2015(6):68-76.
⑤ 李光涵.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M].成都:巴蜀出版社,2021:130.
⑥ 李光涵.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M].成都:巴蜀出版社,2021:108.
⑦ 李光涵.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M].成都:巴蜀出版社,2021:112.
⑧ 李光涵.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M].成都:巴蜀出版社,2021:143.
⑨ 李光涵.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M].成都:巴蜀出版社,2021:21.
⑩ 李光涵.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M].成都:巴蜀出版社,2021:5.
作者简介：孙静（1989—），女，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社会人类学与学术史。E-mail:sunjing08cyu@126.com.
The Path to Exploring R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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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sm of Traditions:
A Study of the Shifting Heritage Values
in a Guizhou Ethnic Village
SUN Jing
（Quanzhou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nstitute，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Quanzhou Fujian 362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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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桠菏、朴俐娜、马乐融
审核：李光涵、王思渝、杨砾、孙陆青
终审：沈睿文、张剑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