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润物 遗产」公众号本期学术分享介绍李光涵主任与杜晓帆教授等人两篇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的社区发展与活态遗产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的研究文章,与读者共同从乡村遗产和活态遗产的角度,思考“文化遗产”与“社区发展”的关系,探索活态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可行之路,深掘活态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
本文原刊载于《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31日,第4版

之一
延续活态遗产的生命力
李光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
活态遗产是近20年在文化遗产领域中的新兴概念。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在2003年率先提出要重视遗产地的活态维度,认可与当代生活的关联,尤其是核心社区如何持续参与作为遗产地长期的守护者和主人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活态遗产的理念融合进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里,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备“活态”性,在代际传承中不断被再创造,并且会顺应环境而进化。但其实基于遗产地的活态遗产概念并不仅止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避免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等二元化概念所带来的问题,而是强调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保护管理方法,可以应用于任何传统功能仍在延续,物质与非物质要素并存的遗产地。文化多样性的概念提出后,活态遗产更明确地以与社区的关联性以及传统的延续性为其主要特征,强调活态遗产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过程,并且以人为载体的代际传承是其核心的理念。
活态遗产的延续性可以从四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功能的延续性、社区关联的延续性、文化表达的延续性,以及维护的延续性。首先,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就是使用功能的延续性。诚然,所有的遗产都可以有一些现代功能或利用的可能性,但这里所强调的原始功能与人们(使用者)的认同息息相关,可以帮助建立人与遗产之间紧密的联结。如果原来的功能可以延续至今,那必然会与当初为某一社群或使用者所创造的场所有关,例如寺庙与信众、家族与祠堂、传统村落与世居居民等,可称呼他们为遗产地的“核心社区”或“核心决策者”。核心社区的现代生活会被遗产地所发生的变化影响,反之亦然。一个保存了传统功能和核心社区的遗产地不可能一直保持一成不变,在历史的进程中必会根据环境、人口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出不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表达。物质文化表达的变化可以是历史建筑的更新、加建,甚至是新建,也可能是建筑或聚落格局的变化以适应环境和人口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化则包括活动、行为、仪式和使用者等的改变。核心社区对于还在使用中的关联遗产,一定也会有相应的长期维护和管理,构成了一套包含传统习俗、技能、技艺和材料的知识体系。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维护管理的知识体系至今依然能发挥作用,甚至能为社区提供生计。
综上,活态遗产因为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才拥有生命力,并且是持续变化的。因此,活态遗产的保护要着眼于维护其延续性和动态管理变化。

贵州大利村妇女专注在编织

贵州楼上村民利用闲暇时间编制篓子
国际自然保护领域也逐渐从单一的自然生态科学拓展到自然与文化融合的整体性视野,关注生物文化多样性、社会生态环境韧性等概念。其中,由原住民或世居族群所掌握的在地知识被普遍认可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可持续发展能做出重要贡献,在生物多样性的评估管理、气候变化的评估和应对策略,以及自然灾害预防的研究中都受到关注。本土知识是指一个社群与所在的自然环境经过长期互动所产生的各种抽象或具象的理解、技能和哲理,即他们世代积累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基础依据。这个知识系统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语言、分类系统、资源使用方法、社交活动、仪式、精神信仰等。本土知识的持有者有以下几个特征:一、自我认同并且被社区所承认和接受为一员;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社会或社群;三、与其地域和周边自然环境有紧密的联结;四、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信仰;五、有独特的维系环境和生活系统的人群和社区。
结合活态遗产所强调的遗产核心社区以及与其息息相关的延续性,无论是功能利用,还是社区在情感、精神或文化上的认同联结、文化表达载体或是维护管理知识,其实都指向了核心社区所掌握的本土知识。基于本土知识的遗产观不仅能够在文明比较的视野中彰显本土性的保护理念,而且能够回应遗产的主人翁,即在地的核心社区以及与遗产保护有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基于本土知识的遗产观能够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状态,在此过程中,通过培养人们对于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主权意识和共享责任,对自然和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管理和适度利用,进而实现有序平等的代际传承。
之二之二
之二
乡村遗产活态保护与社区发展
杜晓帆1 刘邵远2
乡村遗产保护最早起源于有着较长农业文明历史和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欧洲地区,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 世纪上半叶,诞生了英法的乡村古迹和景观保护,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露天博物馆的“民族志”式保护两种主要方式。二战后至上世纪6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乡村政策都专注于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大力推进城市发展,直到70年代,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乡村社会日益衰败,各国开始意识到社区振兴和乡村遗产保护的紧迫性,由此乡村遗产保护逐渐成为国际共同关注的事业。
在国际保护文件中,乡村遗产最初以“乡村古迹与景观环境”的面貌出现,是那些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乡村古典建筑(如乡村教堂、别墅等)和较高审美价值的自然风光,继而发展出专门的指称乡村遗产的概念,主要包括“历史村落”“乡土建筑”“乡村景观”“农业文化遗产”等类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综合地认定和保护乡村遗产具有的多元价值特征及其有形与无形、自然与文化载体,乡村不再仅仅是一种生产性、经济性的资源,乡村遗产不只具有历史见证的价值,还具有社会文化价值,因而乡村遗产的保护目标不单是物质层面的修缮和更新,提升遗产地社区生活品质,促进当地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乡村遗产保护的题中之义。
与之相比,我国乡村遗产保护主要产生于上世纪80 年代,以西部地区贵州的“民族特色村寨+生态博物馆”和东部地区的乡土建筑保护的地方探索为重要发端。进入到21世纪后,进行了乡村遗产的全面认定,尤其是2012年启动的传统村落保护项目,截至2023年,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已达8155处,覆盖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之外所有31个省级行政区。

贵州肇兴侗寨

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

贵州镇山生态博物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乡村遗产保护虽然起步时间较晚,但已构建了完整的乡村遗产保护体系,基于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和广袤的国土景观,不仅规模和类型远超单个国家,而且我国的乡村遗产仍具有很强的活态属性和价值。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53 年的13.26%增加至2020 年的63.89%,乡村人口总数仍保持在1953年的5亿左右水平(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这也意味着大量的村庄仍然保留了下来,其中不乏具有重要遗产价值的活态传统村落,乡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重要的人居环境和传统文化保留地。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增速放缓,但还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期,乡村地区仍处于转型重构之中,这也为乡村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挑战,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仍然较为突出。
受传统遗产价值认知范式的影响,目前对于乡村遗产的认识大多局限在单体建筑和建筑群等物质载体上,认知视角较为单一,没有充分展现乡村遗产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进而在保护过程中,常常采取搬迁原住居民,将村落"博物馆化”"景区化”,过度强调所谓“原生态”“风貌统一”等保护理念与方法。由于乡村遗产的活态属性和丰富的遗产要素构成,乡村遗产保护的原则与方法应有别于传统文物的修缮,其保护的难点不仅在于物质遗存的保护和修复,而且在于如何留住文脉、重塑地方身份,以及平衡保护与发展,妥善处理好相关利益群体的诉求,使之可持续地润泽遗产地周边乃至更大范围的民众,提升遗产对周边村庄居民的文化影响力。
应该说,如果没有世代生息在其中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仅仅保留了乡村物质维度的景观空间,乡村遗产的活态价值特征将不复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很难传承。传统乡村社会在长时间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较为稳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记忆,是传统乡村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生存智慧和身份认同的来源。这些价值观念通过一系列的话语体系、规范性信念、习惯法和社会机制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并在实践中外化成可视的物质形态,而文化记忆的传承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情感动力和历史参照,从而延续了乡村社会和乡土文明的长期发展。价值观念和文化记忆成为乡村遗产的重要价值特征,核心在于它指涉了一种属于特定群体和特定地域的文化遗产,即村落是居民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家园。从这个角度来说,乡村遗产还是一种家园遗产。在保护和传承乡村遗产的过程中,如果完全失去了这些价值观念和文化记忆,纯粹依靠外部主体和外来价值观念来认知和重构,乡村遗产的家园属性必然会发生“异化”。


世代生息于乡村的村民
乡村,既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又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的物质和精神家园,乡村遗产保护的成果最终还是要回馈给那些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这是无论城镇化达到多高比例,我们的生活如何现代化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活态保护对于占中国农村和农民绝大多数的中西部农业型传统村落及其农民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通过遗产保护将村民组织起来,将其转变为公共文化活动,提高村民的生活品质和文化素质,改善社区关系,让其精神生活更加充实,是遗产保护现实价值的体现。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遗产创造了新的发展语境、资源与空间,并且设置了2020年到2035年和2050年的“三步走”时间表。乡村遗产的保护管理不仅是一个专业保护技术层面的问题,还与社会治理、社区发展、组织建设等议题密切相关,需要在实践中长期投入、分工协作和适时调整。
[1] 杜晓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主持人
[2] 刘邵远,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