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遗产联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发起。
伴随着遗产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今天的遗产学科交叉意味浓厚。我们希望借助当下的这种多元性、开放性和突破性，邀请来自不同母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碰撞，让青年学人在继承自己学科传统的同时又有立意出新、勇于突破的一面。
主题
讲文化遗产中国故事：
官方、地方、甲方
引言人
燕海鸣
时间 地点
2022年5月14日 线上
参与人员
燕海鸣、李光涵、王思渝、傅舒兰、孙静、
张剑葳、周孟圆、孙立娜、王韶菡、李晞、
赵鹏、范佳翎、宋伊琳、张观奇、段睿君、
段牛斗、解立、张力生、罗攀、杜林东、朴俐娜
排序依照发言顺序
人员简介详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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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人以自身参与的不同遗产实践案例切入，剖析当下中国文化遗产实践中各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及特点，认为遗产实践者始终处于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和链条中。我国遗产实践者和专业性尚未获得真正的权威话语，而是在这个过程里具体的意义图景中进行角色扮演。随后讨论者分享自身实践经历，在批判遗产研究，权力、实践与学术的关系，遗产实践中的问题等方面展开讨论。
关键词
遗产、实践、权力、意义图景
讨论主题
批判遗产研究
权力、实践与学术
遗产保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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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遗产研究
燕海鸣：
今天的沙龙题目，指向的是每个身处遗产工作中的人，往往需要扮演不同角色，而且，这些角色之间没有明确的互斥关系。并不是说你就是官方，我就是甲方。说实话，我们大家所扮演更多的角色就是乙方，我们所谓青年学者有力量，但这个力量是极为有限的。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在角色不停转换的日常工作中，对这种有限，或者说是无力感的一种思考，是对遗产学术、遗产实践的种种问题，以自己作为方法，来进行反思。
我主要分享三个方面的思考，其实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词。
首先是“official RPG”。玩游戏的人都知道是角色扮演的意思，当我们在进入到遗产保护的工作当中，或者说日常的琐琐碎碎的这些事当中，其实我们都是在进行角色扮演。有时候扮演看似光鲜的角色，比如在地方调研时，会被当地人当成“京官儿”来追捧，甚至认为你有很大的权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诸如孩子上学就业的问题。有时候——更多时候，扮演的则是秘书，或者用北京话来说是“催吧儿”的角色。就是看似你在执行每一件事，但每一件事又不是你能说了算，但似乎你又能有一点点发言权。这种状态相比第一种状态其实常见。不是说催吧儿就不好，以催吧儿的角色做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过程如何理解呢？一切所谓的遗产工作中的角色都在特定权力链条（chains of power）中展开，角色所处的位置都是相对的，所扮演的角色一定程度亦是被迫强加于自身，同时自身又裹挟于多种权力链条的交错中。
第二是“local knowledge”。我们现在常常摒弃一些所谓的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呼吁发掘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赋予地方话语权。但是作为遗产实践一线工作者，我越来越认为我们还是要坚守一些专业性的东西，不能全部消解。权威话语与地方知识不是完全对立、对抗、互相取代的二元关系。权威背后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权威，亦存在与甲方博弈问题和权力所属等问题。比如做申遗文本，或是策划展览，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local knowledge，而且是传续久远、关乎当地人情感的那种地方性知识。但我们会发现，无数证据证明这是错的，但要去修正却非常难。如何在尊重local knowledge的同时，更加尊重真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批判权威话语时实际上是站在自己作为考古学者的角度，去反思澳大利亚对待原住民时所谓的权威话语。这个在我们中国是不同的，至少是遗产界中，我们很多local knowledge是十分强大甚至是强硬的。当然，这个问题至少我本人是无解的，因为无论有多少争议和争执，最后总要归于一种声音，听谁的呢？听真理，还是听甲方？所以也就留下了不少不完美的、令人遗憾的成果。
第三是“authorized NPC”。第一个RPG角色扮演时你还是主角，到这里你就是个没有感情的复读机了。拿利物浦去年被世界遗产除名举例。利物浦在被除名之前曾经开展过遗产影响评估，当时是做了两份评估报告，第一份是英国遗产委员会一个相对官方客观的机构做的影响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新建的利物浦海岸这个项目是对于它的ouv有着直接的负面的影响的。还有第二份遗产影响评估，是利物浦水岸，也就是开发商那个公司找人做的，得出的是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不光没有负面效果，而且是对老百姓对我们的城市建设对可持续发展有好处。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两拨NPC，你是拿谁钱听谁话。
▲ Liverpool – Maritime Mercantile City（Delisted 2021）
来源：https://whc.unesco.org/en/list/1150
再联想回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NPC呢？在权力链条中，遗产工作者被权威授权，虽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也是一种有限的自主，很多时候呈现受制于甲方、上级的状态。在当今遗产研究中，官方-民间二元分析框架常常运用，但在日常实践中，真实的工作个体往往裹挟在光怪陆离的权力网络、链条中，不可能真正且完全跳出而拥有自主性。没有永恒的权威，只有永恒的权力链条与利益诉求，而个人在权力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又是动态流转的。
谈一点对权力和行动者的理论思考。我们今天讨论权力常是两个向度，一是韦伯式的“位置权力”，即对下级发号施令。二是近几十年，从阿伦特到福柯，倾向一种“话语权力”，即权力不是发号施令的单向关系，而是嵌入到一套复杂的话语体系网络中，在网络中人相互平等，均发挥自身能动性参与到权力网建构中。我今天所想介绍和强调的是另一种，艾萨克·里德（Isaac Reed）的“展演式权力”，即权力链条中有若干角色，包括领导者、行动者、他者。领导者和行动者之间也并不是简单的发号施令关系，自身有复杂的情感需求。因此世界是由无数权力链条所交织，每个人处于不同链条中，并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认为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遗产领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我们每个人的行动不仅是基于某个指令，而是基于在指令和我们对于世界理解的图景之间寻找一种可行的行动方式，不同意义图景之间也充满着冲突。无论是官方、地方还是甲方，在意义图景发生冲突时，行动并不是要弥合冲突，而是通过展演行动在自身的权力链条当中对冲突进行再强调，我们其实更多的要去维系自身意义图景的完整性。当然，在卷入这样一张社会权力网的过程中，遗产工作者可能具有别的领域不具有的一些东西，有自身共同的价值和意义底线——情怀。
最后简单再说说关于批判遗产研究CHS，我觉得现在CHS所批判的或者说是在中国所运用的方式有点问题。因为它批判的是所谓官方和专家过于强势，应该给更多的老百姓、更多的公众、更多的地方赋权，发挥local knowledge的作用。但是其实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恰恰是我们遗产行业还不够强势，我们扮演的其实是“伪权威”，伪权威只是一个NPC。遗产是个神圣的事，我们需要不断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传递和提升这一领域的神圣性，一种meaning——终极的意义。即使是NPC，即使是RPG，也要让这个游戏更有意义。
李光涵：
文化遗产放到社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话题，我们怎么样避免沉醉于自我感动的同时在话语弱势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是比较有趣的事情。
王思渝：
我博士论文研究有受到批判遗产研究的范式的影响。当时，我发现在这个范式下有很多学者热衷于讨论权力问题，但我认为既有的讨论有些粗糙，大多集中于对官方与非官方、上与下的二元关系论述，但实际上对于权力的内涵和背后的主体仍然理解不足够充分。
对于批判遗产研究，除去刚才燕主任提到的问题，我认为这套分析框架在中国还是有运用的价值的。有些批评批判遗产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语境下知识分子群体所创造出来的这套话语并没有真正扮演起权威的角色，在现实中依然一再被挤压，因此，在中国不存在权威遗产话语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相较于知识分子的“不够权威”，地方社区则更不权威，在中国的背景下，地方社区本质上缺乏一个发声通道。因此，以批判遗产研究为契机替地方社区寻找发展的可能性也依然是具备价值的。另外，燕主任今天的引言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话题，在中国语境下，看起来精英的知识分子在遗产保护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傅舒兰：
今天引言的主题是“讲文化遗产中国故事”，故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另一种是写下来的故事。今天燕主任分享的更多是发生的故事。在研究城市规划历史时，经常发现写下来的文字跟真实发生的事情可能完全不一样。
另外燕主任提到了遗产研究要规避简单的“二元关系”，提到“二元”，我会想到结构人类学分析神话故事，往往捕捉二元对立的关系。可能真实发生的事情，未必就是这么简单，但这里也涉及故事以及二元关系，所以我想听听看燕主任的看法。
燕海鸣：
我的理解是这样，傅老师说的二元结构是一种解释和阐释，我提到的二元结构是一种分析框架。世界各地的古老神话可能都有黑白对立或者善恶对立关系，这是对现象的解释。我说的超越二元是在分析问题时，跳出将问题置于一个所谓的官方-民间、历史-现代的分析框架中，这种二元框架会把世界给简单化了、脸谱化。
另外关于写下的故事和真实发生的故事，我认为写下来的故事是一种建构，和真实历史必定存在差别，我今天分享的倾向于对写下的故事作为知识的生产过程的理解。
权力、实践与学术
孙静：
社会学中一个经典讨论是韦伯对于学术与政治关系讨论，如果学术是天职，便要献身于真理的价值体系，便跟政治有一个天然的距离。当然这可能是个“理想型”。
王思渝：
我前段时间跟一个人类学朋友聊天，他认为学术一定要和实践保持距离，这样才能够看得清楚实践的问题。
燕海鸣：
我现在工作的身份比较复杂，作为文研院的研究人员要进行科研与实践项目，作为ICOMOS China的秘书处负责人，又需要面对不同领导的指导和要求。身份多样，且随时在文物行业的权力网络切换角色，对这种角色的不断切换与扮演进行一些社会学观察是有趣的事情。
我个人不太赞同把学术和实践完全分开，尤其是像社会学、人类学，我觉得只有进入到实践当中，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和体会更多东西。
张剑葳：
我认为海鸣说的意思可能不是学术与实践保持距离，而是与权力保持距离。
周孟圆：
我撰写博士论文时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我从实践和田野中了解到一些关于遗产保护的关键决策，往往关乎现实权力关系的博弈与主导，但是这些内容在书面的关于文化遗产的所有记录中都是隐形的，而大部分学者发表的学术文章基本都是围绕技术问题的“科学研究”。格外复杂的现实与书面理论的脱节，也为后续书写者带来了不少难处。我有一个疑问，权力在文化遗产研究中是否是必须思考的问题，权力框架是否应成为一种遗产讨论的核心？
燕海鸣：
我认为如何看待权力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学科视角。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学术背景，文化遗产不是一个“discipline”，而是“subject”。关于是不是必须辨析权力，我博士毕业典礼上，系主任曾说：“现在美国（2012年）经济形势不好，可能很多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社会学可能没有办法让你找到工作，但是社会学可以让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所以，至少说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背景上，我们去努力去理解这个世界，理解其运作模式，理解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以及他们处在特定的意义情景下的行为的方式，并对行为给予意义。所以权力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学术的观察维度。
我们今天提及了权力链条中各式各样的角色，这些角色在链条中寻求自身行动力和意义，角色掌握某种权力的同时，自己其实也被权力掌握。我们看待权力并不是一定要批判权力或颠覆权力，重要的是理解我们在权力中的位置，理解我们存在的意义，对自己不断地重新诠释，重新定位。
李光涵：
我是建筑学出身，建筑学原本就是一种实践学科，由实践引发出理论框架，从建筑类学科出发，若将学术和实践完全剥离，在逻辑上不太成立。我自己工作实践多年后重新读博士，回看以前学习的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但我同意学术和权力保持距离，保持一种中立、谨慎的态度。
王思渝：
我同意燕主任的观点，遗产是一个交叉学科，至于权力是否要成为核心议题，在于研究时候依赖的理论基础、切入视角、对话对象等。若讨论批判遗产问题，权力必然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孙立娜：
我觉得福柯的权力关系很厉害的一点在于这个解释关系往往“放之天下皆准”，我近些年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不大喜欢用这个去思考问题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过于重视权力的因素往往会掩盖许多其它也很重要的因素，如专业性因素。我想拿我的博士研究的一个相关的点举个强调“专业性“的例子，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一个普遍的学术话题，20世纪初的中国建筑师以及政客为什么要求设计中国特色现代建筑？这个问题其实有好几个关键词，“中国”、“设计”、“现代建筑”，多数研究者着眼第一个关键词，从政治或民族主义的角度分析，但对于建筑师的专业性有所忽略，这个过程中也涉及到建筑师他要立住自己的身份，与传统工匠、工程师、艺术家区分。我以建筑图纸这种建筑师的专业工具作为研究方法，简单的说一下我的一个研究结论就是，1920s刚刚扎根中国的建筑师，用建筑图纸这个工具强化“设计“的概念，成为更“艺术”的建筑师，面对当时相比建筑师更早占据中国建筑市场的更”技术“的建筑工程师，构建自己的专业身份。
说回咱们讨论的话题。我们参加讨论的各位每个人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从业者：社会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建筑历史学家，大家共同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这个“subject”中，我认为在参与的过程中，时刻保持自己专业的自省性也是很重要的。燕主任分享的许多在国内操作的实践案例，参与者不可避免的在多重角色中转变，为完成实际实务，这是必然的。我想多说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专业定位和思考角度不同，在参与过程中选择的立场和工具也会有所不同。我比较支持，尽可能的坚守自己的专业立场，保持着一种自省性去使用自己的专业工具、表达自己的专业立场。这样的话，理想的情况是希望形成一个这种“专业自省”的循环，逐渐能够削弱这种被实务推动着不得以的以一种“圆滑”的“政治”的模式循环。这样，学者也能够更愉快一些的工作。我就呼吁，专业从业者，带着对自己专业身份和动机的自省和自治，去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王韶菡：
我的博士论文重点关注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国际合作，包括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但在研究过程中，我时常会有一种无力感，话语方之间的关系可以去讨论，但实际做出改变确实很难的。
遗产保护实践
李晞：
我在民进中央从事了近十年的参政议政工作，最大的体会之一是，即使是绝对科学正确的主张，亦要注意建言资政的时机和方式方法。包括文化遗产在内的各个领域，在推进事务时一定要具备用户思维，解决和公众的关系，不能以专家的身份教导公众，而应去从公众需求出发，有意识地引导和提供其需要，从而共同推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会如何跟领导打交道。
燕海鸣：
我同意李老师的观点，做任何实践都应具备用户思维，只有更好地去理解每一个和自己发生互动关系的个体、群体的诉求，才能更好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张剑葳：
我们这学期做了北大燕南园环境整治规划设计，从总体参与的各利益相关方而言，大家都还比较满意。这次的校园遗产实践给了我多重身份，如相对于学校房产部我是乙方，作为学校文保委员会委员，我又是专家身份，组织公众参与时，身份介于甲方乙方之间，最终向校务会汇报时，我又以教师代表身份出现。这实际上很符合燕主任所说的角色扮演，有时扮演，有时还需要导演，从而使得各方利益最大化。当然我们平时作为专家来处理问题可能不会有这么多身份，但燕南园实践提醒我，要多代入身份去思考。
▲ 左：燕南园换环境整治规划设计调研访谈，右：燕南园环境整治规划设计建筑数字化（向左滑动查看更多）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2nU1EAXEe6_Yxp8fIbabJQ
李光涵：
我自己也在做NGO方面的工作，NGO在很多时候其实是甲方的角色，例如出资找设计师或执行团队。但在NGO的背后又存在很多甲方，如捐资者（个人、企业、慈善基金会等）。我们需要考虑对社会大众的最大吸引力，打造自己的品牌诉求、品牌使命，才能得到支持，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形的甲方。
赵鹏：
我想说三点。
第一，权威如何实现。遗产保护的“能主之人”要考虑到多学科参与、多视角讨论、多方利益平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俞秀松故居强拆为例，其遗产价值大家都知道，导致故居被强拆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遗产从业者抓不住其他利益方的痛点。遗产从业者的权威性不能单方面体现在对遗产的热爱，如果不能联合不同专业人士一同参与，想他人之所想，就很难让当权者认识到一处遗产真正的重要性。
第二，来自民生的痛点。这里的民生问题，主要指向遗产的经济属性，即在保护利用过程中，遗产在社会经济上是否能有所贡献。如美国在做一些遗产价值评估的时侯会直接考虑经济效益，在一定前提下形成良性循环，自然能较为容易吸引投资方。
第三，保障机制是根本。我们无论来自哪个层面，何种角色，都处在权力链条或权力网中，架构本身的一些问题使得一些事情推进上存在重重困难，甚至产生反向结果。机制完善，才能保障有法“必”依。
范佳翎：
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会和他们强调，一些即便是长时间形成的行业中的基本概念、法律法规等，仍然存在问题，并不完美，需要学会思辨地看待这些问题。在讲解遗产管理模式时，也会注意引导他们认识在实践中，中央、地方机构在运作环节上也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这时候遗产保护的法律、理念、理论等又是专业人士协调、说服各种力量的有效工具。
宋伊琳：
我在参与燕南园保护规划实践中有一些感想，其中涉及到公众参与，做了向公众赋权的过程。最初看似是挖掘了更多的“甲方”，但在平衡不同利益关系的意见中，成为多方想要沟通和获得支持的对象，反而规划者话语权受到了重视，也即在赋权公众的同时赋权了自身，因而呈现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过程。
张观奇：
我对于甲乙方的平衡还有过一些反思，表面上看甲方是出资方、决定者，但也受制于乙方的自主选择权。此前在一个二线城市从事历史街区保护管理工作，自疫情以来文旅行业受到的打击非常严重，该地区收入降低，商户纷纷迁走，新的招商十分困难。且因景区的热度和人流量下降，文旅项目的开发十分困难，供应商和合作方都纷纷望而却步。这明显反映出甲方同时受制于乙方，没有乙方的合作，甲方的投资也无意义。
范佳翎：
我分享一个我在英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了解到的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公共考古学课程上请了约克考古信托（York Archaeological Trust）的负责人来讲座，他给我们讲了约维克维京中心（Jorvik Viking Center）是如何从考古遗址变成当时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20世纪70年代，约克考古信托的考古学家在约克Coppergate这个地点进行考古工作，发现了保存非常好的维京时期聚落遗址，为了保护这个遗址，最终决定在原址上设计建设一个遗址展示设施，不同于传统的那种把遗址揭露出来、用围栏围起来让大家看的模式，他们想要根据考古发现把整个场景复原，参观者坐着专门的游览车“重回”维京时期，体验维京人村落的生活场景。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展示利用项目需要大量的经费，但英国和我国的体制不同，即使是这样重要的考古发现也没有获得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支持，约克考古信托就去申请银行贷款，各种游说和说明这个遗址的重要意义，以及未来建成维京中心后会成为很好的景点。资本是逐利的，为什么要贷款给这样一个项目呢？万一将来不能吸引参观者，无法顺利回款呢？最后是银行内部投票，通过了这个项目。1984年，经过三年的设计和建造，约维克维京中心正式开放，一下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景点，排队参观的人甚至要排到另外一个街区，还贷款当然也就不是问题。
当时银行决定给他们贷款的时候，银行的一个职员跟约克考古信托的代表说我投票支持了你们，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一直有一位老太太来学校给我们讲考古，还会带一些标本让我们摸，她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他这一票可以说分量很重了。约克考古信托的这位负责人想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当时可能觉得做这个事情影响不是很大，但却会触动一些人，哪怕只是影响了很少的一两个人，但最终在某一天的时候他可能就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 左：约维克维京中心（2017），右：考古遗址发掘（1978）（向左滑动查看更多）
来源：https://www.jorvikvikingcentre.co.uk/about/jorvik-story/
段睿君：
去年回武大去参与带一门遗产保护专选课的时候，和一位艺术学院的老师有所交流，他目前在武大通识课学科设置委员会工作。交流中他提到目前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会强化对高分录取且在专业领域方面未来更易进入“权力”机关类岗位的同学们的通识教育，也大力推进为理工科学生增加人文类课程。
之前在UCL读书时，发现英国学术界非常重视其学术内容的公众传播，课程的传授和研究方式的多元，同时尽可能将产出的研究成果进行后期包装，传递到更多其他背景的人群当中。
另外，在与甲方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目前（基层文物）行政岗位的人员确实与专业从业人员存在比较大的专业基础壁垒。现在出现的各专业应届毕业生考公未尝不是件好事。[1]
王韶菡：
燕主任今天分享的几个故事让我产生很多思考。近几年的政策变化使得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有相互融合的迹象，地方逐渐将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去推动地方建设。同时，全媒体时代也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更容易实现，不再需要官方对其进行赋权，而且线上媒体快速传播的特征，使得舆论有机会成为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隐形力量。
以上发言内容于2022年8月1日修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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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今年5月，山西省文物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实施办法》发布，未来5年，山西省将通过高考面向全省117个县（市、区）免费定向培养600位文物全科人才，委托山西大学培养。（详见：《山西免费培养文物全科人才，帮基层文保“把根留住”》，剥洋葱people，202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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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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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海鸣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光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
王思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
傅舒兰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孙静
泉州师范学院中国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张剑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常务副主任
周孟圆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
孙立娜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建筑历史青年学者
王韶菡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研究院），博士后
李晞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鹏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正高级工程师
范佳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讲师
宋伊琳
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助理规划师
张观奇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段睿君
北京故宫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设计师、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建筑史硕士
段牛斗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解立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研究员
张力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罗攀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杜林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朴俐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项目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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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杜林东
记录整理：杜林东
整理审核：李光涵、王思渝
公众号编辑：杜林东、朴俐娜
终核：沈睿文、张剑葳
本文编排版权归“北京大学文化遗产研究”所有。
所有发言内容为发言者本人提供，版权归发言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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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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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 青年遗产沙龙Vol.2：走向去世俗化的遗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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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 青年遗产联盟沙龙纪要Vol.4（引言）：线性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传承
回顾 | 青年遗产联盟沙龙纪要Vol.4（讨论）：线性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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