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遗产联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发起。
伴随着遗产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今天的遗产学科交叉意味浓厚。我们希望借助当下的这种多元性、开放性和突破性，邀请来自不同母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碰撞，让青年学人在继承自己学科传统的同时又有立意出新、勇于突破的一面。
主题
线性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传承
引言人
周小凤
嘉宾
王韶菡、徐袅、韩全
时间 地点
2021年12月26日 山水客厅
参与人员
【线下】
王思渝、李光涵、张力生、解立、段牛斗、
朴俐娜、杜林东、王韶菡、韩全、孙小鹏
【线上】
周小凤、孙静、燕海鸣、傅舒兰、沈睿文、
徐袅、周觅、刘韵潇、王少琛
所有人员简介详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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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沙龙主要围绕线性遗产的定义、意义、实践等问题展开。引言人与嘉宾分别以长城、丝绸之路、圣地亚哥朝圣之路、大运河四个案例切入，讨论线性遗产定义、价值阐释、旅游利用、保护管理等问题。认为：长城线性遗产价值的传播与传承需要建立统一的整体价值认知框架；实现丝绸之路遗产的跨国协调管理、文化合作，需从跨文化主义的视角，重新发掘相关国家间的文化共性开始；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旅游利用以平衡真实性与商业化关系、文化符号运用与文化景观再造、仪式创新、社区参与为核心特点；大运河在文化旅游塑造上存在遗产阐释话语权不平等问题。随后，展开关于线性遗产宏大概念与具体实践矛盾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跨境特点与国际局势关系、协调管理机制问题及改进可能性、概念建构及价值阐释中对地方性文化忽略弱化等问题的讨论。
关键词
整体；价值；概念；保护；
利用；话语；官方；非官方
【讨论】
线性遗产的实践与协调管理机制
线性遗产与旅游的关系
线性遗产的概念建构与阐释
【引言】
线性遗产与中国长城的价值传承
丝绸之路的遗产价值理解
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旅游利用
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
▲
线性遗产的实践与协调管理机制
燕海鸣：
首先需要辨明一下，线性遗产实际上是中国人创造的概念，严格来说我们谈论的是世界遗产范畴内的“系列遗产”。因为今天主题是线性遗产，我们先姑且这么称呼。
四位引言人虽然学科背景不同，但都讨论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旅游和阐释之于线性遗产的意义和挑战。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线性遗产的价值解读会呈现更宏大的审视视角。二是，实践操作的问题。我同意对于线性遗产应有整体性的强调，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有多大可能性实现呢？如王韶菡博士提到的文化间性，在理论上容易理解，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仍是要落到具体的国家层面。
从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来看，第二点存在较大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不说跨国，就即使如大运河，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的“省部联动”机制，也在申遗前后的过程中，面临不同地方、各层级利益诉求不同而产生的很多矛盾。国内尚且如此，更不用提跨国遗产的各种问题。到底如何将好的理念转化为可以操纵的实践有很大探讨空间。旅游可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者整合方面资源，形成一套机制。
关于圣地亚哥朝圣线路我想咨询一下徐袅老师，我认为该遗产是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产物，在现在存在逆全球化趋势的情况下，欧洲内部既有的文化线路是否受到一些影响。这个角度的讨论也许可以预见未来UNESCO的遗产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可能出现的状况。
王思渝：
燕主任提到协调的问题，我也想补充表达一个现象。从我所熟悉的博物馆、展示空间的角度来说，国内能够大量看到在一些邻近的地域内对同一个母题的反复展示。从展示的立意和效果来看，实际上区别程度不大。这样的“重复劳动”似乎也代表了不同的部门、机构之间行为的不统一。不知道其他国家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困境？
徐袅：
燕主任提出的问题对当下的朝圣之路旅游研究很有价值。我们的研究是在疫情前的进行的，当时还没有发生强烈的逆全球化趋势。
我先谈谈疫情前的朝圣之路跨国旅游协作情况。从国家层面来看，朝圣之路的跨国境管理协作主要涉及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这些途经国家主要从遗产价值界定、遗产资源管理以及遗产推广和传播几方面进行协调。例如，西班牙境内的朝圣路段最先进行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在申遗过程中，法国对文化遗产的标准界定本与西班牙本来是不同的，但最终与西班牙统一标准，保证不会因对遗产认知差异过大而影响整体价值。
▲ 朝圣之路（向左滑动查看更多）（2021年9月-10月）
来源：周小凤提供
其次，各个国家之间对朝圣之路文化资源管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例如，在朝圣之路法国部分的文化资源管理上，法国政府、地方政府和文化资源的所有者会进行共同保护与管理，并且政府会为文化资源持有者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在线路的推广与传播方面，国家之间也有许多合作方式，比如共同搭建朝圣之路旅游传播网络平台等（www.saintjamesway.eu）。那么，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之下重新思考朝圣之路的跨国协作，或许能从价值界定、资源管理以及传播层面进行思考。在疫情之后小凤也做了许多和朝圣之路相关的实地考察，也很想听听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周小凤：
我回应一下燕主任提出的关于线性遗产概念模糊与整体价值传播的困境，及欧洲一体化与英国脱欧对朝圣之路的旅游问题。
首先，为什么国外已有遗产廊道，文化线路的概念，到中国要采取线性遗产概念？这是因为，美国的遗产廊道主要是一种基于自然遗产的生态网络且缺乏历史文化深度的遗产保护方法或理念。欧洲的文化线路跟中国的尺度无法比拟，如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最长一千多公里，它具有整体旅游利用的可操作性，而长城绵延几万公里。因此，国内学者基于遗产廊道与文化线路的概念提出了中国情境下大尺度跨区域的线性遗产概念。
第二，当前线性遗产的整体价值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施。一是通过综合性博物馆进行整体价值的传播，二是开发完整的旅游线路串联线性遗产的多样遗产要素。除线性遗产空间尺度大这一客观原因外，线性遗产的整体价值认知体系尚未构建且不统一，这也是当前线性文化遗产相关博物馆重复建设，且价值传播不清晰等问题存在的关键原因。
第三，关于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对欧洲线性遗产旅游的影响。据我在2021年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法国—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实地调研发现，这条路线是一个实现整体（身体及精神）价值体验的很好方式，目前没有受到国际政治太大的影响。虽然欧洲一体化驱动了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整体旅游开发，但这更偏向于一个宏观层面的战略诉求。在具体旅游体验的层面上，欧洲一体化驱动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旅游化构建的欧洲文化认同并不突出。在调研中发现，游客更多追求的是自我身份的认同，及人的身、心、精神三方面的整体和谐。另外，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本身的意义也已经随着时代改变，最初是中世纪的宗教意义，然后是反映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欧洲文化认同意义，目前则更倾向于后现代社会个人寻求的自我认同。
▲ 朝圣之路（向左滑动查看更多）（2021年9月-10月）
来源：周小凤提供
最后，我以个人对法国境内米迪运河的研究为例，分享一下英国脱欧对线性遗产旅游的影响。从17世纪运河开航以来，米迪运河就受到整个欧洲壮游的影响。欧洲贵族通过米迪运河进入瑞士，意大利等国家，且英国一直就是整条米迪运河主要的客流来源。英国脱欧后，米迪运河的英国游客量与沿线的英籍运河旅游运营商及员工的居留问题都受到了一定负面影响。此外，法国的难民和恐袭等问题对整个运河游客量及游客的旅游安全感知也造成了消极影响。
王韶菡：
大明宫是我博士论文讨论的案例之一，从几次的调研不难看出，目前大明宫运营非常困难。当时是有外来资本进入，成立了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才能最终打造出如此体量的遗址公园。但如今高昂运营成本也成为了大明宫的一大难题。
我最近在看David Throsby的《文化政策经济学》，其中提到政府的文化政策背后存在经济属性，文化遗产项目也带有经济特征，在建立和维护文化遗产项目的时候需要进行资源投入。那么同样，我们现在活化利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在将文化遗产变成一个具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官方常常制定规则，限制个人和公司在遗产地的行为，但很少谈能做什么，由此一些中小企业想投身遗产事业却又无从下手。
李光涵：
我们现在都比较强调政府和市场，缺乏民间力量。如美国很多历史建筑保护不是这么绝对的政府或市场行为，民间组织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能有时是由NGO来主导进行保护利用，或NGO和某个商业机构可合作进行投资、开发、管理。美国在遗产保护中比较有趣一点是是在市场与政府之间会一直在出现一些新的力量，去平衡各方，并且这个机制在每个城市都具有地方特色。
傅舒兰：
我参与过一些浙江省内、关于如何落实国家层面的线性遗产建设的立项设计和专家咨询，最大的感受是这些概念落实到地方实施时，往往还是拆分到各个职能部门，而各下属职能部门有自己的职能权限，只能在权限范围内执行，无法考虑在整体构架下能有什么突破。
燕海鸣：
目前与线性遗产有两个相关的国家概念：国家文化公园和国家公园。国家公园是林草系统主推的概念，其对标美国NPS（National Park Service）。国家文化公园则欲将几大线性遗产集合起来，从更高层面与国家意志、国家认同相配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由发改委牵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由文旅部牵头，长征则是中宣部。所有国家文化公园的任务再层层分解，最终的落实仍是具体的部门，而这些具体部门在操作过程中又面临职权边界的问题。这种“边界感”同样通过反观我们自身能够觉察，作为个体，在讨论、实践线性遗产时实际上也有自己个人利益的诉求。这也是社会学里行动者的基本行动模式。我们现在做某地的博物馆展陈设计，也不可避免地裹挟到地方意见和国家视角的冲突之间。不同利益主体诉求不同的现象表现的就很明显。
因此我们今天从不同学科背景谈论线性遗产是一方面，而真正落地实践则涉及与各个部门的复杂协调，这则是另一方面问题。
王思渝：
是否可以认为，“线性遗产”概念的发展方向之一便是在于构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来提供统一性的资源与支持。如果只是追求垂直管理的话，在中国似乎很难实施。因为，中国现行的条块分割背景下，垂直系统能够提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一直是有限的，政策想要落地总是需要地方层面的行动。
王韶菡:
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了系列遗产的跨国协调机制研究，其中有一个核心支柱是共同的目标，只要共同的目标存在，跨国协调机制这个动作就可以成立。我们看到很多跨国协调机制在申遗之后就停摆了，但实际上这个机制就是为申遗这个阶段性动作而准备的，甚至没有具体目标确定申遗后的工作，也没有设立固定的团队来保证申遗之后的协调机制的持续运营。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一共有33个遗产点，申遗时遗址点的筛选原则之一就是保证这些遗址点组合在一起可以证明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物质性存在。换句话说，世界遗产本身还是将重点放置在遗产的物质属性上，即以实际的文化事物证明这段历史的真实性，但对于遗产本身具体的故事内涵并没有进行重点讨论。
丝绸之路申遗项目的积极作用在于，如果没有这个动作，中亚各国可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没有能力去做申遗及后续遗产保护的工作。而丝绸之路申遗项目将这片区域的资源进行了一种跨国界的整合，使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可以借助中国的力量，共同完成跨国申遗的动作。
所以世界遗产本身有其美好的理想，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平台，让大家重启文化间对话。但它政府性的特征，决定世界遗产申请就是一个政府动作，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但当我们完成申遗的动作之后，又习惯性的把自上而下的体制带入后申遗时期遗产的保护、利用、活化、开发里。
在实际操作中，上述工作更需要的是将市场、受众纳入考量，如我去麦积山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地民宿的老板会自发学习麦积山的历史，与游客交谈，这个行为也提升了游客体验，进而提升了民宿的网络评价和旅游收益。文化遗产的阐释不仅有官方的部分，更应该有非官方的部分。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官方对遗产的阐述与非官方阐述有什么区别？非官方阐述出现的背景又是什么？
李光涵：
我们不能否认世界遗产带来的好处，麦积山石窟在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游客数量有非常明显的上升。但我关注的是，直到目前，麦积山石窟没有将价值阐放置在丝绸之路大框架下，跟丝绸之路的关联也不是景区讲解里的重要元素，麦积山石窟更像是搭上世界遗产顺风车，将其作为一个提升知名度的招牌。所以线性遗产沿线上某些原本不是很知名的点可能会更注重将自身纳入线性遗产整体框架，而原本就很知名的点可能只是多了一个提升知名度的招牌。
解立：
我认为世界遗产阐释体系不应该是排他的，也不一定是唯一的最高级别的叙事或阐释，是可以与其他价值阐释相结合的，使对遗产的认知更加全面、深入和丰富。
线性遗产与旅游的关系
王思渝：
听完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我忽然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从游客所习惯的旅游方式和追求的旅游体验来说，似乎在国内外是有区别的。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似乎很难想象我身边的朋友愿意花时间或者精力去走一条完整的文化旅游线路。
王韶菡：
像米迪运河、大运河、丝绸之路，其本身是一个运输道路或交通道路，需要去寻找文化建构的点。但丝绸之路专题旅游在中亚是存在的，且有这个项目的民间旅游机构非常多，甚至丝绸之路旅游已经成为中亚对外宣传的特色，由于签证、语言等问题，目前这些项目主要是针对欧美游客在进行宣传。
▲ 米迪运河（向左滑动查看更多）（左：塞特港（Sète），中：卡斯泰尔诺达里（Castelnaudary），右：卡尔卡松运河（Carcassonne)）
来源：周小凤提供
▲ 米迪运河（向左滑动查看更多）（左、中：贝济耶方塞拉纳(Fonseranes)梯级船闸，右：图卢兹（Toulouse)）
来源：周小凤提供
李光涵：
朝圣之路本来就是人类行走的步道，整体性很强，运河或丝绸之路原本就不是徒步的线路，且其原本的交通连接功能一直在衰退。今日的朝圣之路就算宗教意义不及中世纪时期那么强烈，但徒步作为体验这个线路的主要目的和意义依然存在，且沿线城镇还存留很多中世纪教堂，还可进行一定的关联。
解立：
旅游本身在不同的文化体系里就有不同的传统，例如欧洲回归古典的“壮游”、很多文化里有宗教性质的朝圣之路，博物探险之旅，温泉休闲胜地......这些旅游本身也作为人与线路互动的历史方式被纳入线路遗产价值，而被更好地延续。
我们古代也有唐玄奘、徐霞客、郑和等个人或名人雅士遍访名山大川等游历行为，也有“行万里路”的个人体验。大运河虽然本质上是交通运输线路，但它经过不同市镇，可以停留活动，发生无数的故事，如林妹妹坐船到北京。从南至北，太多历史记忆可以挖掘，以提供非常独特的当代旅游体验，也有很多故事线可以扩展，但需要更大的结合线性遗产特质的当代努力。
现在说我们的遗产线路没有达到同样的价值传播的效果以吸引当代旅游，我反而觉着恰恰是遗产价值阐释展示的不到位，没有让人感受到个人可以与一个整体的线性历史时空叙事建立的更真切的关系，导致线性遗产会只留于概念上的连接，与实地个人体验脱节。
王思渝：
解老师的发言会提醒我，能够串联起来如大运河这样遗产的价值文本对于历史学界来讲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价值文本很难落到一个具体的遗产旅游和遗产管理层面，变成统一的、有传播性的东西。从机构层面，很难有机构在旅游、传播、展示或者阐释的时候做到将丝绸之路、大运河、长城等这样的大尺度遗产进行串联。
再者，我前面之所以想提游客的角度，我是想到，是否可以做一个旅游学层面的受众研究，讨论中国的游客在他自己的旅游习惯当中到底是否擅长将不同的点做串联感受等问题。并且，我也在考虑，对游客的认知是否可以反推到管理机构操作层面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游客本身就是在以散点式的模式在感知我们的遗产，那我们是否还需要刻意去打造一条具有强关联性的旅游线路呢？
徐袅：
我想受众研究对于目前的线性遗产线路开发或许是必要的，能给遗产线路的开发和利用方式提供针对性的建议。之前看过一篇针对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游客动机研究，其内容指出：人们前往朝圣线路的动机复杂且多样，常常不仅只关乎宗教信仰，还包括“获得新体验”、“文化接触”、“自然与运动”、“逃离生活日常”、“交友”等等[1]。这些对游客动机的研究也为遗产线路的利用方式带来了新的启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只有具备信仰动机的朝圣者才能获得孔波斯特拉证书。伴随越来越多世俗朝圣者的请愿，圣地亚哥主座教堂取消了对朝圣者宗教动机的要求，即使你是一位无神论者，只要完成朝圣的最短路程，也能收获这张证明。
解立：
今天来了一些研究旅游的老师专家，我想请教一下近年我国提的“全域旅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实施情况如何？因为很多文化线路、文化景观也是涉及一个更大时空范围的综合有机的资源体系，遗产也有相应的区域或跨区域整体保护和展示的做法，感觉和全域旅游倡导的理念有些近似，想具体了解一下。
韩全：
全域旅游是指发挥旅游业的优势带动作用，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以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2]。
关于全域旅游与线性遗产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可以将全域旅游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结合起来。不过2019年以来国家提出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包括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这为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新路。
李光涵：
线性遗产究竟能否带动旅游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对于区域旅游是否真的有益。站在纯粹的遗产保护视角，线性遗产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保护类型，如丝绸之路，这种没有物质实体的对象保护难度实际很大，沿线的遗产点又有各自的管理体系，协调起来极为复杂和困难。从目前的分享来看，线性遗产在带动区域旅游方面似乎也不是很成熟，呈现点状旅游，没有形成连锁的发展。
我认为官方认定的遗产不一定必须与旅游发生关系，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往往一定要将两者扯上关系。遗产的列入有其中专业性的因素，但这种因素往往并不与游客需求直接相关，游客常常能在遗产之外能形成自己的旅行路线。
解立：
本来世界遗产提倡的大型跨国文化线路遗产，如亚洲三国联合的丝绸之路、拉美六国联合的印加路网等，更多的是希望促进跨越国界的联合研究，管理方法上的交流，进而增强理解合作和共同发展。联合行动也会促进不同价值阐释的碰撞和共识，跨国协调机制的建构与落实。国家内的线性遗产可能反而没有那强的冲破地区、交流合作，以建构一个新体系的动力和实际行动，或许就更像只是在打造一个旅游线路。
▲印加路网
来源：https://whc.unesco.org/en/list/1459/
李光涵：
国内现在做线性遗产有一个状态，就是恨不得将沿线涉及的所有城镇、村庄都纳入遗产框架，我们自己工作也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即与此处线性遗产概念相关的地点，或者只是地理上处于线路上的地点是否都要纳入，地点纳入越多是否对以后的各方面发展越有利？
周小凤：
我认为线性遗产对于旅游或其他方面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从整个欧洲的文化线路发展可以看出，线性遗产的整体旅游利用不仅整合了沿线区域遗产要素，也明显带动了沿线区域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同时对现代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有很好的治愈作用，深刻影响游客的身心健康。此外，线性遗产的整体旅游化也是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一种践行路径。
韩全：
我有个疑问，遗产阐释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如果国家主导是否能更权威？
李光涵：
我认为从世界遗产的角度阐释虽然可以有官方的权威性，但要落到公众普及层面或是驱动区域旅游还是有困难。我们在安顺做屯堡的项目能够说明这一点。屯堡的研究源于黄果树瀑布要申请世界遗产，希望和屯堡进行结合，申请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我们的方法是将黄果树瀑布、屯堡通过横跨安顺市范围内的滇黔古道的纽带进行连接。但就实际而言，大多数去了黄果树瀑布的游客基本不会在意其跟滇黔古道的关系，也没有意愿走这条路线。从遗产的研究、申报角度而言，我们作为专业人士所考虑与能做的就是将相关地点、文化、概念等进行串联、梳理、整合，不可能以一种旅游策划的视角进行研究申报，如将其描述为“徐霞客路线安顺段”这种方法来引起更大的公众兴趣。
孙小鹏：
旅游是吸引哪些人？是吸引所有人还是特定吸引某一个部分人？线性遗产往往跨度很大，会穿越盆地、平原、山脉、河流，这些自然地理对应不同人群，农耕或游牧，遗产沿线发展程度都往往也不一样，一些是大城市，一些就是村落，所以线性遗产，对于不同人群而言其认可程度不一样。
我在做万里茶道沿线聚落调查时，发现一些重要的节点市镇当地人基本不清楚其历史，即使旁边有官方树立的标牌。当然也有些聚落自身持续发展，遗产在此也有长期的认同、延续。
结合现在疫情的大背景，大家进行长距离旅游探访的难度较大，休闲、运动等日常需求转向于居住地附近的公园、开放的景点等场所，这种经济活动较为繁荣。如果以这种方式和当地的遗产旅游做结合，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思路。
线性遗产的概念建构与阐释
杜林东：
我听完各位发言人及大家的讨论，一个感触为线性遗产犹如在做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常常会将原本一些不相关空间、资源进行整合，形成诸如轴线、廊道等。而城市规划往往又存在一个上帝视角的问题，即在图中看起来是一条轴线，而人实际生活中却无法感知到。
我和燕主任有一个比较类似的感受，线性遗产的特点是尺度非常大，包含的内容多元，一个整体的评价框架在落实到每个地方城市时可能出现很多矛盾冲突。
张力生：
是先有旅游还是先有遗产？肯定是现有旅游，但现在变成先成为遗产，然后告诉游客你可以来参观。民间自发的旅游线路是大量存在的，只是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被官方遗产捕捉到。我同意杜林东的想法，线性遗产像是在既有遗产版图上创造一个东西，而不是说其本身就是线性的，这是一种理念上的产物。
段牛斗：
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一些文化线路或线性遗产，例如：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不同于历史悠久的长城或大运河，其概念产生的时间较晚，部分源于学者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建构，很难唤起当地居民等遗产相关群体的认同。同时，这类概念的引入很容易屏蔽与之相关的其它内容——万里茶道有一段与北魏皇室南迁洛阳的交通线路重合，又与佛教艺术的传播相关，但在“茶道”的概念之下较少提及。另外，山西长治、晋城境内的万里茶道沿线有一些村庄与古代冶铁行业相关，与茶叶贸易关系较弱，本地人对于“茶道”的历史叙事非常陌生。而在万里茶道申遗的背景之下，与此相关的知识、观念可能会经由各种自上而下的途径灌输给当地居民，弱化了具体文物节点本身的特色。所以，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地方历史传统融入文化线路或线性遗产的价值体系当中。
▲ 万里茶道沿线聚落，山西省余吾镇南街村
来源：孙小鹏提供
解立：
这其实恰恰就是遗产价值研究的意义之一，因为需要真实性。
傅舒兰：
前不久我做一个民族宗教相关的讲座，重新整理参与过的尼泊尔佛祖诞辰地兰比尼遗产保护项目的资料，发现其本身存在一个再发现的过程。佛教在印度本土势微，当地转以信奉印度教为主。兰比尼遗址上标志性的寺庙，纪念佛祖母亲玛雅女神的寺庙也变成了印度女神庙。没有后来屡次考古发掘和考证，当地人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还是佛祖诞辰地的事实。所以我也思考遗产本身是否也有一个在地的“忘却-唤起”的过程。
段牛斗：
我同意傅老师的看法。文化遗产的宏大叙事还是要和地方传统相衔接，不要让当地居民认为是官方或精英强行灌输的概念，甚至成为两种话语的斗争。因此，最好能够形成两种认知的叠加，不能是简单化的调适、建构，而是共构，即两种叙事要共存。
孙静：
我在高校任教有一个体会，学生会比较快的用一个新的概念。我曾经给学生布置关于泉州八卦沟研究的题目，学生在正式调研之前就会用线性遗产的概念和我讨论，我认为还是必须在有实地调研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概念的探讨。遗产的概念本身很有吸引力，但使用过程当中，或者讨论具体问题时，概念的选取需要谨慎，否则会影响遗产学术讨论的严谨性。
另外我有个困惑，线性遗产是否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实际物质性的，如某个交通线路，另一种是非物质性的、观念的，如唐诗之路等。
李光涵：
对，包括刚在燕海鸣谈到现在很多不应叫线性遗产，叫系列遗产更合适。孙华老师认为线性遗产可以是一种线路（linear）概念，如长城、运河，也可以是一种系列（sequence）概念，由很多遗产点组成，如丝绸之路。
燕海鸣：
孙静老师提到泉州，泉州相比北京、上海等是三线城市，但在遗产圈子里，泉州的能量可不比京沪弱。
为什么遗产的概念有这么多，可能是不同的群体借用遗产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一样。第一种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遗产点搭上一个大的遗产概念，能够更好地去展示自己。线性遗产以其范围的广大恰恰给了很多遗产点这样的机会。第二种是借一个大的遗产概念突出甚至争夺自己的地位。如西安与洛阳对于谁是丝路起点的争夺，如泉州努力把自己打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第三种是控制某个遗产概念的知识生产过程，以满足自身的诉求。比如茶马古道，这个颇有沧桑安的概念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才由民间学者提出的，甚至还希望以此替代丝绸之路，说后者是舶来的，来彰显文化自信。
刚才孙静老师提到遗产界有很多新概念。我认为不是故意要生造很多新概念，而是一些概念出来后，不同的人利用概念进行生产，实现不同的目的。这便导致遗产圈里不断涌现新的提法，如线性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都是在各种利益张力之间产生的。
孙静：
我能体会到燕主任遗产研究的立场：围绕遗产网络不同行动者，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我的关心在于，概念的过多对严肃学术讨论造成的影响。
我们以线性遗产为例，海上丝绸之路在过去学术界已经由一定的讨论，也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共识，而在遗产的实践中呈现出只要与海丝相关的内容都可纳入体系当中，进而模糊了主旨，这样的作法可能会降低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对于另外一种情况，如建构一个全新的遗产概念，也需要围绕这个主旨进行学术讨论，学者、地方互动参与对其进行较为完善的研究。
两种情况不论何种，我认为是对遗产概念的一种服从，我对这种情况是有所焦虑的。
解立：
其实世界遗产体系里的文化线路还是解释得比较清楚，列入标准也很严格，会较有效地限制为了蹭热度而将相关遗产都纳入，从而造成泛遗产化等状况。而且我们看到丝绸之路确实列入了一些很有价值但很偏远，之前鲜为人知的遗产点，比如悬泉置、张骞墓，使其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张骞墓
来源：http://zhangqiantomb.com/?ycms/
李光涵：
遗产的讨论和其他的学术讨论还不太一样，遗产的讨论更基于物质性和地理性。我认为孙静老师说的情况可以理解为概念的拓展，从官方遗产列入角度而言，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可能会列入之前未曾预想到的遗产，如泉州的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这在以往海丝的研究中可能是被忽视的部分。
周小凤：
我认为线性遗产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将边缘的但有价值的遗产纳入权威遗产保护视野。关于其价值阐释，我想最重要的是将部分价值与整体价值进行联动，以发挥整体效益。
以上发言内容于2022年3月18日修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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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Suzanne Amaro, Angela Antunes, Carla Henriques, A closer look at Santiago de Compostela's pilgrims through the lens of motivations[J].Tourism Management,pp.271-280, 2018.
[2]有关全域旅游的最新情况详参：http://www.china.com.cn/travel/node_72509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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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员简介
向上滑动阅览
李光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
王思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
段牛斗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解立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研究员
张力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杜林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朴俐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项目专员
王韶菡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研究院），博士后
韩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孙小鹏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沈睿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周小凤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旅游高等教育与研究学院，访问学者
孙静
泉州师范学院中国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燕海鸣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
傅舒兰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徐袅
四川传媒学院，讲师
周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韵潇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博士研究生
王少琛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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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杜林东、朴俐娜
记录整理：杜林东
整理审核：张剑葳、李光涵、王思渝
公众号编辑：杜林东、朴俐娜
审核：李光涵、王思渝
终审：沈睿文、张剑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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