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大勇，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分中心副主任，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馆长，北京大学地空学院史前生命与环境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及地层学研究。
江大勇教授于1987至1997年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完成本硕博学习后留校任教，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在安徽巢湖发现具陆海两栖能力的最古老鱼龙化石，于贵州盘县、兴义、关岭等地开展三叠纪化石群研究，揭示二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后中生代海生爬行动物起源和早期演化与海洋生态系统重建过程。他助力兴义化石群产地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推动贵州三叠纪化石群申遗与科普基地建设，与加州大学、米兰大学等合作建立国际合作研究团队。他以第一作者命名十多个鱼龙类、鳍龙类新属种，重新系统描述长颈龙类等类群，提出华南中三叠世具西特提斯生物地理亲缘性，探讨海生爬行动物演化与全球海平面变化关联，成果发表于Nature、PLoS ONE等期刊。
江大勇教授通过重要的化石发现、国际合作研究以及地质遗产申报工作，不仅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更为中国自然遗产的保护、阐释与国际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缘起
WHITR-AP Beijing：作为古生物学与地层学领域的专家，您是如何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结缘的，又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加入中心呢？
江大勇：这要从我的研究说起。我研究的是“龙下海”，就是中生代的爬行动物为什么会成为海洋霸主。我从1999年开始，就把研究重点和突破方向放在了贵州和云南，主要做基础的地质考察和大型发掘。我们古生物的发掘跟文物的考古发掘非常相似。考古学借鉴的其实就是地质学的方法。历史学更多从文献获取资料，而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答历史问题，它借鉴的就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方法。
所以从做大型发掘开始，我的工作就跟考古有了联系。比如贵州的盘县大洞遗址、兴义万屯古墓，还有我们中心主导的安顺黄果树申遗，希望和关岭古生物化石群一起申报双遗产。
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进行国际合作，我做的“龙下海”课题拿过两个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建立起了一个国际研究平台。我去国外的化石产地进行全球对比，考察他们的产地和地层。我发现国外很多著名的化石产地本身就是自然遗产地，比如瑞士和意大利交界的圣乔治山，就是世界自然遗产。这样，我的工作就从古生物研究，扩展到动物群的全球对比，再涉及到古地理、古环境，自然而然地就和国外的地方政府有了接触，接触到了他们的自然遗产保护。
2010年考察瑞士少女峰
我接触自然遗产的第二个契机，是在研究贵州古生物化石群时，地方政府正在推动黄果树瀑布申遗。黄果树的申遗论证了好几轮，最后发现比较困难。安顺市和贵州省相关领导就考虑：能不能把关岭的化石群加进来，和黄果树一起申报双遗产？我去安顺参加研讨会时认识了孙华老师。孙老师主要从文化角度论证遗产价值，他在西南考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当时不懂遗产，是作为一个古生物学者去参加论证的。对我来说，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整体系统性的东西，就像换了一个世界。后来，孙华老师参加了北大办的几次化石文化周活动，对化石遗产很感兴趣，也希望中心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孙老师作为北京中心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他关注的不仅是文化遗产，更关注交叉学科、多学科的发展。他对遗产的理解是深层次的，不是仅仅从人文学者的角度，也会从生命科学、地质科学，甚至现代探测技术、大数据和AI的角度去思考。可以说，他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位重要引路人。
我的第二位引路人是李江海老师。李老师亦师亦兄，虽然我们专业不同——我是古生物，他是构造地质，但他很早就涉足了遗产领域，比如五台山申遗。他牵头的一个科技部重大项目：关于中国自然遗产潜力区的筛选，评估未来哪些地区适合申报自然遗产。他对我的工作很了解，觉得我在贵州、云南、江苏、安徽等地的工作基础很好，而化石遗产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的重点，就把我列入项目组，让我一起参与，承担一些古生物化石遗产方面的工作。
真正的进入遗产领域其实就是加入到我们中心。孙华老师一直希望我来中心一起工作。其实我和考古的老师们都很熟，我读书时，考古专业的同学和我们常在一起。
孙华老师、孙庆伟老师、雷兴山老师都觉得应该把中心更好地运行起来，希望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凝聚力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结合起来，真正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和中心自己的规划，共同把事情做起来。
所以我与中心其实是几种机缘促成的：与国外化石地的国际交流、国内黄果树的申遗工作、还有孙华老师、李江海老师这样的前辈引领。
理解自然遗产
WHITR-AP Beijing：您如何理解自然遗产？它相比于文化遗产有哪些独特的价值？
江大勇：自然遗产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由各种自然力量塑造而成的。它记录的是地球的过去，而我们研究它，是想理解地球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地球是动态变化的，我们想知道过去究竟是什么样，而自然遗产就是那些能证明“过去样子”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经典证据。
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相比，我个人理解，确实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我感觉，自然遗产带给全人类的，是一种超越个体的震撼。这种震撼首先来自于美——比如喀斯特、丹霞、新疆的雅丹地貌，还有尼亚加拉大瀑布，它们展现的是自然塑造的、壮观的美。而这种美，几乎是全人类的共识。文化遗产往往代表某个民族或特定阶段的文明，有时会存在争议；但自然的力量所创造的美，是全人类都能欣赏和感受的。
除了美，自然遗产的第二个独特价值，在于它对全人类的警示与启迪。比如一些记录了大灭绝事件的化石埋藏群，它展现的不是美，而是地球演化历史中某个重大地质事件的证据。这种事件具有全球意义——就像我国浙江长兴煤山的“二叠纪-三叠纪地层界线层型剖面”，它代表了2.52亿年前那场波及全球的生物大灭绝事件的时间点和过程。只要看到这个剖面，就知道当时全世界都在发生同样的事。
这提醒我们：这样的事件不是只发生一次，未来还可能再次出现。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大灭绝何时来临，不知道超级火山何时喷发，甚至几百万年后是否会有小行星撞击……但自然遗产告诉我们，一旦发生这样的灾变，海洋中90%以上、陆地75%的生命可能会在几万到二十万年间消失。灾难，比如白垩纪末期的小行星撞击事件，不是瞬间砸死所有恐龙，而是一系列环境链式反应的结果——高温、缺氧、全球野火，导致生物圈在几万年内崩溃。又或者，像传说中“诺亚方舟”所隐喻的那样，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持续上千万年的大雨期。
所以，自然遗产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具有全球意义的过去。这样的事件不会只孤立发生在亚洲或美洲，它是星球的共同记忆，也是对人类未来的共同启示。
2019年在意大利圣乔治山世界自然遗产地
三叠纪申遗
WHITR-AP Beijing：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您亲身参与、印象特别深刻的自然遗产的案例吗？
江大勇：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参与的三叠纪案例。地质遗产讲到突出普遍价值（OUV），是地球演化过程重大事件的见证。那生命演化过程呢？古生物遗产其实不多。能保存下来的古生物遗产，就很有希望（申遗）。
古生物遗产涉及的是生命38亿年演化中的重大事件，这种事件具有全球意义，比如生物演化中的重大起源、重大转折、重大辐射，或者重大灭绝。就像人类演化，智人可能的两次重大迁移过程。从自然遗产的角度看，要找人类的起源，就要找“第一缕曙光”出现的地方，比如露西，南方古猿。古生物就是要追生命演化重大事件的那“一瞬间”。
这“一瞬间”可能很长，比如说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重要证据、澄江动物群，它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一个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地。澄江动物群出现在大约5.3-5.2亿年前，它们的“一瞬间”可能就是1000万年。1000万年对人类很长，对生物演化来说其实很短。在这1000万年里，几乎所有当今生命的高级分类单元同时出现在海洋。探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追的就是那一瞬间：为什么所有单元同时出现？自然遗产就是这一瞬间的证据。遗产是讲证据的，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东西留下来。
200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观察鱼龙化石
瑞士和意大利交界的圣乔治山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它的突出普遍价值是展现了中三叠世海洋生物的面貌，完整、精美。那中国的三叠纪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申遗要回答的是：龙为什么要下海？龙下海之后的过程到底怎么样？圣乔治山展现的是海洋里有龙，但没有告诉我们海洋里为什么有龙。它展现的是一个断面，没有时间线上的多样展现。
三叠纪化石群申遗，关键是如何挖掘出它的突出价值。这是一个挖掘过程，要从科学问题出发。龙的早期演化过程，过去很长时间没研究明白。中国贵州关岭出现大型鱼龙之后，震惊了科学界。正是这些化石让我们有机会探讨龙下海和早期演化问题。
我们怎么和国际同类型遗产，比如圣乔治山对标？我们发现，圣乔治山展现的是一个时间断面，化石精美，我们的也很精美；它有鱼龙，我们也有；它生物多样性高，我们也高。但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动态过程：龙下海，从浅海向深海迁移——这本身就是海洋生物演变的重大转折，而这个过程在贵州能看到，浅海、深海、转折点都能看到。其次，在生物地理属性上，我们早期和欧洲接近，晚期和北美接近，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圣乔治山看不到，它只看到古特提斯欧洲的生物属性。第三，我们关注二叠纪末大灭绝后的生物复苏。很多人认为大灭绝后生物圈沉寂很久，但我们通过研究贵州三叠纪，发现它其实很快就复苏了。地球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外在打击不一定那么可怕，生命复苏是很快的。贵州三叠纪展现的是新海洋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这个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我们重点阐述的价值。贵州三叠纪化石群展现的过程——现代性海洋生态系统的建立。龙从陆地进入海洋，崛起，成了顶级捕食者。什么叫霸主？就是能捕食体型相近的对手，还能长得非常大。贵州三叠纪把这个过程完整展现出来了，我们就用这个来阐述突出普遍价值，申报世界遗产。
阐述出来之后，就要和地方政府、各机构共同推动。我们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不仅是古生物学界，也包括文化、考古领域的专家。从贵州盘县到兴义再到关岭，不同的产地串联起来，展现一个连续的过程。同时，遗产不只是化石和地层，还必须结合当地的地理、人文，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地形地貌、文化都要综合进来。贵州是喀斯特地区，而黄果树瀑布靠美学价值很难在全球达成共识。但如果我们把三叠纪化石的价值——生物演变、古地理、古生态——作为主体，再把文化、考古甚至黄果树融入进来，黄果树和喀斯特就不是主体，但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当地的文化景观，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为评估专家介绍化石标本
教育和科普
WHITR-AP Beijing：作为北大的老师，您在自然遗产的教育和科普领域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江大勇：学校的科普工作我们确实做得更多一些。我一直在教本科生《古生物学》这门必修课，物理、化学、生物等理工学院、元培学院的学生可能都会选。古生物本身就是遗产，化石就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遗产，是过去生命的物质见证。我这门课今年来了很多考古专业的同学，一百多人的课堂里，还有医学部、外语学院的学生。同时，我也是国家古生物化石研究中心的一员，我们的条例里明确写着：化石就是大自然留给全人类的遗产，是真正的物质遗产。
作为一名教师，科普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认识到自然的伟大、生命的伟大。这些伟大过程留给我们的化石异常珍贵，我们必须好好珍惜、保护。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让大家共同保护好化石产地？地球上生活过的生命很多，但死亡后能保存为化石的极其稀少；能成为化石又被人类发现的，就更少；而能被发现又保存得完整、精美的，更是凤毛麟角。在这方面，化石甚至比文物更为稀有——文物数量可能还多一些，但像保存完整的海百合化石，那真是亿万分之一的几率。
我们一直强调，化石应该是无价的遗产。尽管市场上确实存在价格，但它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所以在课堂上，我会告诉学生，要真正认识化石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理解它对人类的意义所在。我们人类总是想知道未来会怎样，但要想预测未来，必须先了解过去，就像考古和历史学告诉我们的那样。不深刻总结历史，我们就会不断犯错、栽跟头。
生命演化也是如此。我们想知道未来气候会不会更热，人类会不会灭绝，会不会更聪明……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要从过去中寻找。认识现在，是理解过去的钥匙；理解过去，又是预测未来的基础。化石，正是地球留给我们认识过去的珍贵遗产。
但揭示化石的真相非常困难。化石本就罕见，完整的更是少之又少。如果不保护好，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就可能出错。有人会拼接、造假，导致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被扭曲。如果基础数据是错的，哪怕用AI、大数据去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一定是错的。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化石、保护化石点，坚决阻止盗采盗挖、破坏和伪造化石。
而且，化石所蕴含的信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就能全部解读的。随着技术发展，后人能用更先进的方法从中获取更多知识。但如果化石没有被保护好，被破坏、丢失了，后人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后代留下这些可能。
此外，科普还要让人尊重自然、尊重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古生物科普中，我们要传递正确的科学理念，帮助大家理解生命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条路任重道远。现在网上关于演化历史的谬误还非常多。不管是自然遗产科普，还是文化遗产科普，本质上都是启迪民智。这是我们北大、是我们每一位师者的责任。我们怎样才能让全社会具备人文精神和科学理念？怎样才能通过这些推动我们民族的发展？这需要文理科共同努力。
在遗产方面，我觉得全社会对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保护共识。我们应该借助这一点共识，继续推动全社会更加重视遗产的科学性、科学价值。
2016年在意大利Dolomite世界自然遗产地
进行考察和带学生实习
北大地质博物馆
WHITR-AP Beijing：说到自然遗产教育，北大的地质博物馆就是一个生动的课堂。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您可以和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博物馆吗？
江大勇：我们地质博物馆里陈列的很多龙的化石，其实都是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很多是我们课题组亲手发掘出来的。说到地质博物馆，它的定位其实是多方面的。
首先，面向公众的科普和科学教育是它最重要的社会职能之一。通过博物馆这个平台，我们传递科学精神、科学理念，这是它对社会的重大贡献。
第二，它必须是一个研究机构。博物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研究，比如我们的研究就是和地空学院紧密结合的。只有具备扎实的研究支撑，博物馆才能讲出有深度、有特色的科学故事。北大的博物馆，就必须要有北大的研究水平和特色。如果所有的博物馆讲的都是同样的内容，石英都是石英，石头都是石头，那还有什么独特性？我们要向公众传递的，是北大水平的科学精神和研究过程。
第三，博物馆必须是一个保护机构。它需要具备正规资质，承担起珍藏和保护自然遗产的职责。像化石、精美的矿物，这些都是珍贵的自然遗产，必须由博物馆妥善保护下来。博物馆要立足长远，就必须收藏和保护这些真正具有遗产价值的标本——可能普通的石头不值钱，但我们研究的“龙”化石，那就是珍贵的自然遗产。
第四，博物馆还应该是一个交流中心。它要成为一个思想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小学生来转一圈就走的地方。不同背景的参观者、学者在这里交流，也许就能碰撞出新的火花，产生新的想法，并把这些影响传播出去。
此外，北大地质博物馆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教学支持。这里不仅是陈列展品的地方，还是许多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课程的授课现场。所以我们的布展是服务于教学、服务于北大一流的科学研究。
我们希望通过博物馆这个窗口，让更多人意识到自然遗产保护并非遥不可及。它始于一次用心的参观，源于对一块化石故事的好奇；我们期待每一位从博物馆走出去的人，都能成为自然遗产的守护者与传播者。
江老师向孩子们介绍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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