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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 青年遗产联盟沙龙纪要Vol.7：遗产城市的“典范性”、世界遗产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025-12-16

“青年遗产联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发起。

伴随着遗产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今天的遗产学科交叉意味浓厚。我们希望借助当下的这种多元性、开放性和突破性，邀请来自不同母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碰撞，让青年学人在继承自己学科传统的同时又有立意出新、勇于突破的一面。

主题

遗产城市的“典范性”

世界遗产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引言人

罗攀、李光涵

时间地点

2022年7月25、26日泉州

参与人员

【线下】

罗攀、赵晓梅、李光涵、孙静、张帆、

Philipp Demgenski、周孟圆、李晋、

张力生、王思渝、傅舒兰、段牛斗、

朴俐娜、蔡颖、郑晓甜

【线上】

解立、燕海鸣、孙立娜、杜林东

排序依照发言顺序

人员简介详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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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人提出泉州在遗产保护过程中话语建构的倾向、日常生活忽视、是否应将泉州视为“遗产城市”、遗产保护的跨学科等问题。沙龙参与者对于地方性、民间性日常生活在目前遗产保护体系中弱势情况是否需要给与更多的警惕、批判；文化遗产保护官方因素对地方因素影响；人类学的本质、人类学如何介入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学科建构与实践、跨学科等问题提出多种不同意见，展开讨论与批判。

关键词

泉州；日常生活；人类学；跨学科

讨论主题

文化遗产保护与日常生活

人类学如何介入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与实践

▲

文化遗产保护与日常生活

罗攀：

我从本科开始研究泉州的地方文化，后来泉州也分别成为我硕士和博士田野的地点，涉及的领域包括民间宗教、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城市空间权力等。硕士田野之前，王铭铭老师曾建议我思考两个问题：怎样在延续之前历史人类学脉络基础上表达出当下的泉州、当下泉州的日常生活和其他时代的不同与延续性是什么？

在持续的研究观察中，我发现“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身份对地方与地方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一种表现是，民众对泉州的想象、诠释会不断贴近官方话语，诠释的内容会和时代、政治因素相关。不能否定，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泉州，它的遗产身份，会让人们更多看到泉州的价值，但我多少有点担忧，泉州在“宋元”以外的时代与文化有多少关注呢？泉州在列入遗产名录以外的其它层面的价值呢？会不会受到冲击？

所以我今天上午执意带大家走一走世界遗产点以外的泉州，比如萧王府和西街路边的庙，我在这里想讨论的是，在宋元作为关键词不断的建构下，我们如何保护泉州当下日常生活的价值？或者说，成为遗产对我的家乡泉州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左：泉郡富美宫，右：萧太傅诞辰（滑动查看更多）

来源：孙静提供

我们从来都不否认文化始终是变迁的，但在实际的文化遗产研究中也往往会发现民间传统、民间信仰难以为继，地方生机不断弱化，这是我的焦虑所在。在这个焦虑的过程中，我自以为多少明白了一点王铭铭老师不断让学生研究泉州的原因，长时间、连续性的观察，也许能看到一些现象与其中的日常生活状态。今天在泉州成为世界遗产一周年之时讨论这件事情看似为时过早，但我认为其中有值得思考的东西。

赵晓梅：

我与城市相关的研究距离较远，但在接触遗产研究过程中，一个明显感觉是不同专业间泾渭分明。比如遗产的历史研究中，似乎只关注古代历史，对于当代生活较为忽视，人类学研究更关注当代，但遗产本身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如何从历史过渡到当代。目前遗产领域研究在时间上，形式上的割裂是很严重的。

另外一点，我们作为研究者，关注的遗产内容和普通公众关注的内容是不同的。博物馆展览似乎是能够拉近学者与公众距离的很好的纽带，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专门筹办了一个泉州作为世界遗产的主题展览，但可惜展览内容对公众并不是非常友好，有些内容作为专业人士都存在理解困难。

李光涵：

关于割裂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不同年代学者的时代背景。例如在我们之前的一些中国遗产研究学者是政府官员或公共职务出身，从他们亲身的政治经历出发来做学术研究，肯定会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他们对遗产的理解会更偏向传统的物质保护理念，与人类学者关注遗产跟当代生活的联系不同，也因此会产生晓梅说的遗产研究内部割裂的问题。这是有其特殊的个人身份和年代背景的问题。

另外，现在文化遗产领域貌似参与的专业和群体越来越广泛，但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很狭隘的学科。孙华老师一直强调我们不是做“文化遗产”研究，而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这实际上是一个实践性的学科，研究如何进行保护，这必然要针对物质性的对象，例如研究材料性质、病害原理、设计保护方案等技术活儿。遗产研究和遗产保护实践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分类，但随着遗产定义的拓展和参与群体的广泛化，遗产工作里的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定位分工日益模糊，要求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很多时候所要求的知识层面并不是某一个学科能解决的，更是超越了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范畴。现在文化遗产工作常常需要研究与实践同时承担，但对于从事保护实践的工作者，是否有能力关心、研究诸如罗攀所说的日常生活等问题？可能大多数工作者只能在物质范围内做好保护和规划。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跨学科的意义。但文化遗产如何向脱离物质的研究对象发展，换句话说，人类学如何介入文化遗产工作，还需要探索。

孙静：

我认为罗攀的担心有道理，且不仅是泉州，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危机。研究者若对于遗产点的权威表述不思考不辨析，不追溯其历史来源和社会经济背景，会导致文化遗产研究失去研究性，失去考察每个遗产点的地方文化根基的机会，而地方文化和社区是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李光涵：

对文化传统、日常生活的冲击，根本的主要因素真的是文化遗产吗？我认为这和现代生活的诸因素相关，遗产的出现只是放大了这一现象。我认为例如敦煌这样的城市，在建设过程当中会想要突出唐代主题这个问题，不一定就是以敦煌研究院为代表的遗产权威话语建构的问题，城市管理者希望打造旅游IP可能才是重要原因。

罗攀：

20年前我的本科同学做了一个多月的摩尼草庵田野研究。几个月前前我又读到了最新的田野研究报告，我发现当地人对摩尼教的阐述更加细节化，更加丰富，但有些像是读过了很多介绍以后的结果。其实我觉得研究者对地方的解读普及化以后，可能经常有类似的影响。这就像是人类学者的经典老梗：问当地人一堆问题以后，当地人拿出来前一位人类学家的著作让你看标准答案。我其实觉得泉州人对地方文化的重视是这个经典梗的严肃版本。从二十世纪初陈万里等人开始，泉州人对自己的文化有了重视。经历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等概念，泉州当地人更加坚信自己的城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种意识再不断地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开元寺内古船馆）

来源：http://www.qzhjg.cn/html/hjgjj.html

李光涵：

我再对这个观点发起挑战。我在安顺屯堡调研时，发现屯堡文化作为一个学科关注点出现后产生多种的叙事，但这种叙事并非只有遗产概念，而是包括了多种学科，即屯堡成为一个被定义的文化研究热点后，甚至成为所谓的“屯堡学”，不同学科都会进入阐述。同时在当地调研发现，部分百姓亦能熟练掌握官方学术话语体系，我们反而无法轻易接触到对屯堡概念没有认同感的老百姓的看法。我认为这并不是文化遗产概念的渗入，而是屯堡文化标签的渗入，也可说是学术研究所带来的正统性话语的影响。很多这种类似的现象并不单纯因为遗产概念的渗入而产生，只是文化遗产对当地经济、社会影响太大，而被放大聚焦，实际上学者对于地方文化标签的传播也要有自省。

罗攀：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其他学科、民间的文化领域的要素，并没有被包括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的概念体系中，以至在遗产的阐释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要素。

解立：

我个人感觉，泉州在活态保护、地方信仰的传承、创造力的延续、城市个性等方面，都是国内很难得的保存很好的城市遗产、或是历史城市案例。复杂、混搭、充满矛盾，但也是活的，真实的。遗产要求普世价值的体现，同时也必然反映地方精神，而且世界遗产也只是提供一种叙事框架，甚至可以说是相对严谨、诚实，有切实物证的叙事框架，是不参加这个国际游戏时未被生产的新的知识，所以可以是对原有理解和认知的丰富，也并没有必然的排他性。并且，文化遗产本身，即使在一些文件和宣传语境里被抬的很高，在我们当下的现实中（进步主义还是全球主流价值观，中国的定位还是发展中国家）影响力还是很弱的。所以，我对泉州没有太多像罗攀老师那样，遗产的官方话语会淹没地方话语的担心，担心可能会更多的来自其他方面。

张帆：

这两天的探访我们会发现，在泉州当地景点的讲解中，纳入了很多官方叙事，这和我十多年前来泉州的感觉很相似，似乎割裂感没那么强。我认为人类学学科中有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崇拜，对ordinary people的崇拜，但是ordinary people也是extraordinary people，地方百姓和官员也有对于超越性的追求，希望将自己的叙事放到更大的叙事当中。所以我们似乎不应该总是执着于对日常生活的崇拜，这是一种西方的学术遗产，中国有所不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割裂并不强。

燕海鸣：

对于罗攀老师说的这个话题，我从两方面谈。

一是遗产的建构，建构不是遗产界的固有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我们需要通过具象化的概念，把相对零散的信息组成相对完整的叙事，从而更有导向性地指导生活、文化活动。罗老师批判泉州过于聚焦于宋元，但像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这些概念都是用相似的方式生产出来。并且泉州申遗时，并非只聚焦在宋元，只是在申遗过程中放大了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更加客观、中立地看待用概念建构历史过往这件事，这当然可能导致某段历史过往的特殊化，但我认为不必太多加入个人感情。

二是关于遗忘，我认为遗忘也不是遗产的特殊现象，世界的本质就是在不断地遗忘。我们看考古发掘，如何断定发掘到什么地层就停止。看修缮古建，如何判定恢复到哪个时代的样貌？这几种都涉及到如何做才最有利，才能体现出其最大价值。要认知遗产的价值，必定要进行提炼，提炼必定会有遗忘，这是一个无解的过程。

Philipp Demgenski:

我想问，从申遗之后到现在，对于本地人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李光涵：

我想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世界遗产是不是一定是一种官方绝对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世界遗产这种比较绝对的话语权力结构下，关注一些地方性的因素，弱化官方的影响？我在这个行业的时间比较久，实践经验也算丰富，现在已经不太被官方话语这个事情过多困扰，而更多思考在官方和非官方的不同层面，更通俗点说，即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的模式下，如何来实现不同的目标。

罗攀：

当我们明知申遗中包含话语权力，并发现目力所及的地方，日常生活中有些富有价值的文化将受到影响，作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是正视其影响并提出呼吁，还是因为这是普遍现象而躺平，或者是只根据研究该现象提出某概念或生成某理论？

我认为人类学家在躺平与专注进行学术理论生产之外，也许还能做些别的事情。例如在城市规划和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指出除了遗产话语所划定的一套文化系统以外，仍有其它未能达到“世界遗产”标准的文化，并且也存在一定价值。这也许多少算是一点责任？

周孟圆：

我认为罗攀老师的忧虑是必要的。这是我第一次来泉州。我收到的第一条短信就是"欢迎来到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一个人第一次进入一座陌生城市，这句话就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直观记忆。它把泉州这个城市在时间上做了切片，告诉外乡人要关注"宋元"这个历史黄金时代。

但在来途中，我读了王铭铭老师关于泉州的著作，最吸引我的倒是明清时期。宋元很遥远，明清却很近。"铺境、神诞和分类械斗"这一章对于泉州民间生态的勾勒，居然帮助我理解了闽台导演在电影中反复表现的那种日常又随机的社区暴力。王老师说这是一种文人看来野蛮的地方社区沟通方式。那这种记忆渗透进了当代媒介，先行传播给了我这样的外乡人。在物质层面难以保留文化根脉的情况下，无形的艺术、文学、电影可以成为一种永恒的载体，地方生活在那里不会磨灭。当然，如果砖头和石头的大厝建筑、铺境体系能留下的话，可供切实行走想象，两者可以成为相互释读的最佳注脚。

罗攀老师的引言中提到泉州的“典范性”，这不禁让我在想，典范是指哪一层面的典范？如果从官方申遗方法论和遗产专业工作来讲，泉州一定是典范。傅晶老师论文对遗产的价值提炼与组织叙述堪称是一种样本，融合了一系列分散的物态遗址，还囊括了很多活态的东西。

但在官方话语与民间生命力的较量层面，泉州是否依然是典范呢？举个例子，在苏州的遗产保护中，我能明显够感受到官方与民间已经形成了平行世界。比如近年大运河遗产叙事兴起，地方政府不断组织大运河主题的会议活动、研究项目和课题申报，新的研究角度在不断产出。但在市民文化层面，依然是那个千年平江，十里山塘，没有人关心河道是否成为宏观线路遗产的一部分，又是否通往北京。地方文化蓬勃的地区，应该能够吞吐消化或至少与宏大叙事对抗。对于人类学家偏爱的泉州，我想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观察与阐释这一层面的典范。

人类学如何介入文化遗产保护

张帆：

我近期读到段义孚的《浪漫地理学》，其中提到一个概念“家园经济”，意在批判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关注点落在应用和生产，缺少了超越性追求，缺乏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形而上学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的想象力，变得急功近利。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人类学在实践上需要与应用保持距离和思考，不能成为某一种应用的代言人，才能更好地在理论上需要提供参考框架和概念。

李晋:

我首先回应李光涵，将遗产保护和遗产研究分开我是认同的。具体到人类学对遗产研究的介入，我认为批判遗产研究的很多理论实际上来自于人类学。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微妙的东西，就是相比于研究事实，人类学更擅长制造和反思概念，特别是通过发现差异来反思概念。以泉州为例，遗产保护者可能更关心泉州经验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判定标准和框架，并通过论证契合来论证泉州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作为学者特别是人类学者，我们能不能从民众、乡绅、学者这些不同人群中提炼出一些概念，让这些概念既契合遗产专家的期望，又能让他们看到泉州的概念如何不同于世界文化遗产已有的概念，从而有可能运用世界遗产框架又拓宽了它？

Philipp Demgenski：

根据研究方向，我被认为是做遗产研究的人类学家，但问题是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们在遗产研究领域里并没有话语权。遗产的“从业者”会说你做那些不是遗产学。而反过来在人类学领域，人类学同行又会认为研究文化遗产不是真的研究文化，而是做项目，做“实践”的。研究遗产的人类学者在两方面都没有话语权。我觉得“提出概念”的想法也许有点理想化。毕竟人类学家的遗产研究一方面并不能得到学术价值方面的承认，另一方面也可能真的并没有能力解决实践问题。

燕海鸣：

我记得在某次活动中，罗攀老师曾经说遗产保护是需要人类学家的，但是据我观察，其实现在的遗产圈找专家一般不会找人类学家，因为人类学家做不了什么实质性贡献。地方政府做规划找规划师、建筑师、建筑历史学家，具体的工程找文物修复工程专家。人类学家的作用多体现在“编造”高大上的概念，如诠释遗产如何与人民、文化、可持续发展等发生关联。

罗攀：

人类学家面临着公共化的问题，究竟是应该生产一些概念，然后关起门来和本学科精英们对话，还是让大众与不同专业领域知道人类学是什么，又能做什么？比如至少让其他专业，或者是有权力决定请什么样的专家的人知道一点。也许做保护规划时候能多少考虑考虑城市、建筑的文化符号、文化系统等，而不是就只知道对建筑本身敲敲打打。

张帆：

我的意思是不能只关注于日常生活，而不是不关注日常生活。我同意李晋所说的人类学最大的力量在于提出概念。人类学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对地方性知识探究后提炼出其背后一整套世界性的思考框架。但是现在很多研究过度受限于地方现实情境，因此无法在理论上拓展。

地方知识并不只是一套关于一时一地的知识，而是从一个地方出发，打开一套世界性的思考框架，它是可以颠覆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习以为常的概念的，而不是在层层堆叠的可能是错误的概念之下指导行动。以泉州研究为例，我们完全可以从泉州的文化遗产化过程中观察甚至质疑习以为常的社区、国家、世界、文明等概念的局限性，而不仅仅是在已有的社会国家冲突框架下展开批判和行动。

张力生：

泉州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远又非常近的对象。在我身边王铭铭老师、罗攀老师等都是做泉州研究，是很近的。但泉州本身有很强的历史积淀，它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地方具有一种复杂性，其本身是一套知识体系，对我来说是很远的，是很敬畏的。

我身边的老师一半做文化遗产研究，一半做人类学研究，他们常常在两者之间寻找、探索自己的界定。对于受过人类学训练的学者，更关注遗产实践的一个过程，一个世界性的过程，一个在不同社会有不同发展形势的过程。文化遗产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过程，与人类学的实证性研究形成一个交汇点。所以对于人类学之于遗产的作用，我认为除了制造概念以外，一种重要的作用是从总体性的观看遗产发展的历程，类似于为其作民族志。

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与实践

王思渝：

学校在教授文化遗产课程时，一个重要的逻辑就是价值排序，即一个遗产在多段历史叠加情况下，我们需要保护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科学主义、集体主义的逻辑。然而，地方知识在多数情况下会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存在。所以罗攀所焦虑的日常生活被忽视，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日常生活在现有遗产价值体系当中被忽略了。

那么，这套价值逻辑是否是合理的呢？

再者，即便我们认为这套价值逻辑是合理的，我们所采取的具体保护、管理、展示措施是否过于“粗暴”。即便我们同意泉州最大的价值在宋元，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是否就要抹杀掉其他时期的价值。其实我们看各个官方的遗产文件，从来都是鼓励实践不要过于粗暴，但实践呈现出的效果往往不是如此。

因此是否有这样一个底层逻辑，即，越粗暴越好操作。所以，很多时候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遗产研究者忽略地方知识，缺乏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而是在实践中，这样的底层逻辑的存在促使一些问题注定发生。

孙立娜：

正如各位老师讨论到的，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价标准毫无疑问是被建构出来的。而当我们提出要质疑文化遗产的价值标准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讨论如何避免被建构，而是在讨论正占据权威话语权的当下的建构逻辑的合理性或者说是公平性。我不得不说，跟现行的文化遗产评价标准共情更高的人，大概率是持权威的、集体主义的视角的。然而是否每个人都是这个站位呢？如果不是，我们如何让不是这个站位的人的声音被听见？

就像罗攀老师一开始提出的对宋元官方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博弈，我认为是很值得作为专业者反思的。我是一个建筑历史学者，批判史学的训练使我意识到历史书写的中心化、精英化和权威化，我更为共情不具有“精英”话语权的人群和其文化，在不能被书写到历史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及文化的载体“被”消失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就不得不质疑当下的建构逻辑的不合理性及不公平。集体主义的逻辑使得有限的资源向“官方的”“中心的”场域流动。但是如果专业学者不在一开始就提出质疑，不投入力量去保护这种多样性，世界就会被建构的更为扁平。或许乐观者会说，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时候，社会资源会像多样性倾斜，可是到时候文化和载体已经消失了，建构出来的又是什么呢？我想这不正是文化遗产保护学科思考的一个问题么？真实？构建的真实？

我认为，对更为公平的建构逻辑的理论诉求，甚至在实践中对多样性的、地方性的、少数的文化载体的“刻意”强化，是不能因为任何借口而在当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中规避的。

傅舒兰：

世界遗产不是必须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语境下成立的。比如ICOMOS前秘书长、也是我的导师西村幸夫曾说，他最喜欢的世界遗产是四川都江堰。原因在于它象征了人类对应自然的智慧，没有刻意弘扬某个时代、王朝、民族等概念。

至于不同学科的问题，即便是同一对象，也会产生不同的关注点或者认识的分歧。比如我在来泉州的火车上，再次拜读了王铭铭老师的大作。对于其中“铺境”这个概念，我就很关心，具体落实到图上的地理空间范畴为何？或者说有没有明确的边界。这与我的专业有关，近代城市规划专业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用途分区。城乡遗产保护规划中核心的保护手段也是划分区域设定不同的建设控制要求（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等）。但据我所知，在传统城市中虽有边界意识，但不一定可精准落实到地图划线。这样便使我在专业内反思目前保护规划的手段是否需要更多弹性手段。这是关注点上的不同。

另外还有一点，是认识的差异。比如王铭铭老师在书的后篇，提到了近代“拆城筑路”运动对于泉州城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一直在做与近代市政相关的研究，也涉及过 “拆城筑路”的议题。那么对此便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拆城筑路”主要是在近代交通体系从水运转为铁路公路的总体变革下产生的，重点在于“筑路”。只是恰巧拆城是阻力最小的方式，不涉及产权纠纷也不涉及迁移坟墓等问题，而且正好形成环路。这在欧洲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是城市应对新的时代发展做出的必要调整，在近代早期的语境下看来是不可避免发生的事，虽然放到当代语境下来看更接近于破坏。当然我觉得破坏也是催生遗产保护概念的原因之一。

▲泉州拆卸城墙铺路改造市房通车

来源：泉州市政局拆城筑路摄影（一）[J].道路月刊.1924(8)3:7.

▲ 泉州拆卸竹街城墙工作情形

来源：泉州市政局拆城筑路摄影（二）[J].道路月刊.1924(8)3:9.

李晋：

我不太同意你们刚才在论证价值排序时做出的比喻，说遗产的有些价值注定是无法被挖掘的，就像考古学为了突出某些地层信息而不可避免地抹去其他一些地层信息。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谈论的不是地层而是活生生的人，抹去一些人的声音或是他们代表的文化意味着现实世界的创伤。我也不是很赞同燕海鸣“躺平”的观点，觉得这个矛盾是无法处理的。孙立娜老师发言中的一点我很赞同，就是我们是在学科话语建构的等级排序中自然地否定一些事物并强调另一些事物，但是我又不赞同孙老师说的让老百姓自行去选择。我认为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更好的专业技能去代表老百姓发声，告诉大众所谓“正确的”东西。在人类学里，费孝通有个概念叫“文化自觉”。学者有必要意识到文化有何种价值，然后告诉别人。文化自觉的本质是沟通，是连接不同角度、层级，让不同专业更全面地了解一个遗产在不同方面所具有的价值。

段牛斗：

本次福建之行收获很大。总感觉我们现在在闽南地区看到的一些民间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包括学者、政府、居民在内很多社会群体共同塑造的结果，通过遗产名录、学术论著等载体而呈现出来的民俗已经和最初的状态产生了一定距离。而且，民间信仰必然产生于不同的时间、空间，在内涵和功能上有很多差异，其中往往充满遗忘、重构和竞争，而非单线发展的路径，但是在遗产化的时代，部分学者可能会忽视其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需要倡导人类学和文化遗产研究的双重视野。基于同样的道理，现代泉州对宋元文化、海上丝路及相关历史叙事的强调肯定也被有意识地选择过，经历了被阶段性遗忘之后又重新发掘、唤起的过程——“泉州的遗产化”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上述社会背景下的遗产保护实践当中，有责任感的官员和学者至少应该做到三点：1、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学术训练；2、重视遗产工作的社会属性；3、能够对老百姓共情——可能相当于所谓的“能主之人”。

李光涵：

我想对讨论内容做出一些回应。

首先是学科问题，我同意傅老师的观点，从不同学科出发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即使在同一学科，同一研究对象中，一个相同的概念若放置在不同的时空范畴中，会发现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创造出新问题。遗产保护与人类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其理论是从实践经验出发，不断摸索进化。例如最早的修复理论是从艺术品修复理论而来，但是当单个艺术品变成了创作和使用概念上都更复杂的建筑物或场所，其伦理就会受到挑战，产生新的问题，理论也因此需要相应的修正更新。遗产保护学科是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是一个问题导向的学科，与人类学概念引导行动的方法有本质上的不同。

关于泉州，我有一个疑问，罗攀的引言是“遗产城市的‘典范性’”，将泉州视为遗产城市，但其实泉州是一个系列遗产，由不同遗址、建筑组成的概念。我认为的遗产城市有明确的边界，类似于一个聚落、古城，例如平遥古城、丽江等。泉州的世界遗产概念其实是由众多散落在城市里，甚至在城市外（例如安溪下草铺）的遗产点所构成的叙事。这和如平遥本身就是一整个遗产点的城市相比，其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遗产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恰恰是泉州这种散落性的结构提供了一些缝隙，允许民间叙述有一些相辅相成或是对抗的生长空间，和并生的力量，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这几天的行程包括了很多并非世界遗产，以及泉州市以外的地点，参观这些地方是为了了解“缝隙之间的生机”，以及在这些生机之上笼罩着大的遗产概念的关系。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关于不同学科间的讨论，但还有官方与民间、政治、经济、过去与未来等各种因素在遗产保护领域的相互抗衡，呈现出的结果，我认为在现实层面其实是一种各方力量的妥协，没有绝对的赢家。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讨论发展和生活，具有现实意义。

王思渝：

我同意李光涵所说的妥协，但我要补充，我认为目前国内申遗中，互相妥协的过程并没有在非常合理的状态下发生，甚至有些畸形，比如地方性知识并没有被纳入到妥协的过程中，而是被丢掉了。

张力生：

这个妥协一般会认为是主体之间的行为，但一个人往往在社会中分饰多重角色，在主体内也会存在妥协，这是很复杂的情况。

张帆：

受到傅老师说的“拆城筑路”的启发，我想说，也许某一学科内的常识在另一学科内是不被理解的。所以人类学除了提出概念之外，另一个任务或许是发现不同学科的“地方知识”并实现翻译。在现在遗产实践中，有时常常拿某一学科的“地方知识”作为普遍真理，对这种所谓文化帝国主义，要更格外谨慎。

李晋：

我觉得我们不是非要像批判遗产研究那样把分析视角局限在国家跟社会的矛盾之间。我们应该提炼社会认可的地方概念，指出泉州的这些概念有可能对世界遗产有更具普遍的价值贡献。国家或许蛮喜欢听到中国经验或者说中国的地方经验如何有可能丰富甚至挑战世界遗产体系，这是个有可能让国家和地方社会都满意的东西。

以上发言内容于2022年11月25日修回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