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孙静，泉州师范学院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2020年获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学位，兼任《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编辑。孙静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宗教人类学与学术思想史。2022年8月10日，孙静老师受WHITRAP-Beijing邀请，赴福州参加2022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结营汇报。会后，孙静老师撰文一篇，简评福州工作坊并对福州申遗工作的下一步进展提出见解。WHITRAP-Beijing感谢孙静老师赐稿，并感谢孙静老师对中心工作的支持！
（图 | 孙静老师在工作坊结营汇报中作评议）
随笔：访问福州
再访福州：上下杭
8月9号第二次访问福州城。记得第一次到福州还是两年前。当时住在三坊七巷，只记得去过一家不错的书店。那次与陈进国老师去了几个不同的地方调研福州宗教，尤其记得前往闽侯、连江等县拜访了诸多基督教堂，访谈了许多牧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访问福州城，是因为李光涵的邀请，也好奇北大营的“现场”工作方式。晚间与她，朴俐娜一起去上下杭。上下杭的建筑风格混杂，呈现出多样性，民间社区氛围浓厚，但现在主要也是发展夜经济，原住民和社区肌理几乎不存。根据齐晓瑾的论文推测，上杭的形成早于下杭。苍霞区域比上下杭更晚近。上下杭很自然地会让我联想到在泉州我的博士论文所在地“聚宝城南”——同样是位于古城外，沿江口的腹地形成的商业集散地。另外，还注意到不少有意思的庙，如张真君庙和法师庙，水部尚书陈文龙。陈文龙有意思的是他宋朝忠烈而亡，到明朝才成神，恰好是闭关锁国、海禁时期却成为海神，原来是因为他是上官船的神明，走的是琉球贸易的官船。于是想到或许可以从陈文龙信仰的流变来看明朝福州的商贸历史。张真君更有意思了，他是在上下杭水口交汇处，被认为是商业神，但其实我在泉州安永德地区更多发现他与农业的关系，是内山主要的法教神明。或许也可以通过民间信仰的线索再深入研究发掘泉漳等地商帮流动与福州的关系。工作营接下来还可以关注这一层面的历史信息。
上下杭
（图|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 ）
工作坊印象：方法与协作
第二日听了北大各小组的汇报后，有感于北大工作营的工作方法，将历史与现状调查并重。对街区的现状调查，虽没有社会学指导老师的介入，但是对业态、产权、管理机制的深入分析让人印象深刻。调查细致而周全，展示方式丰富而生动。历史分析中，还注重建筑实体与人物关系图谱的勾连，良好运用了社会史的方法。可见北大工作营不仅仅停留在关注建筑实体和较为抽象的街区规划，而是深入到社区的肌理中。这一工作方法在指导团队合作的背景下具有指导意义，人类学家习惯单枪匹马，但团队合作在有效工作方法的指导下的优势十分明显。
工作坊
（图 | 工作坊汇报现场）
故事对比：福州与泉州
在听完三坊七巷、烟台山、上下杭和马尾船政、鼓岭四组汇报之后，最直观的感受是福州与泉州古城的人文地理有巨大的相似性。外港停驻有商船，内港交易货物，上下杭（苍霞）一带还有与对岸相联系的“万寿桥”。而上下杭往北的腹地则是福州城，也就是三坊七巷朱子巷的所在地。孙华老师曾说，“泉州城是因地制宜不断扩展地的城市形态，是中国古代随行就势类型大型城市的典范。” 他的古城类型是基于其人文地理特征，与海外贸易而兴，因此被称为商港城市。因此，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即是，福州古城在哪？它的历史变迁轨迹是怎样的？泉州城自唐南迁建新城后有罗城、子城、翼城等多个历史时期的变迁肌理，且经过几代泉州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的研究而逐渐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包括1920年代因为华侨的现代生活运动而拆城辟路。了解福州古城的位置及变迁，对于厘清古城与三坊七巷、朱子巷以及上下杭的关系尤为重要。这里内涵着一个史学命题，即商业是否一直在城外，不为传统由理学儒家思想建构的城市所不容？在泉州的个案里，苏基朗等人都讨论过，中国传统商业城市边界与儒家“抑商”思想的关系。更进一步地，如果看烟台山，其实也可能含有这样一个原因，即商人，尤其是洋商是入不了城的？我问了何经平处长同样的问题，他给我的回答有两点原因：一是，外国人选址的偏好，与中国人不同；二是中国人方便管理的需要。这两个原因还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加以分析，如果要探知历史心态，那么我觉得近代福州古城的形制，与上下杭、烟台山（鼓岭）形成的关系能够与泉州个案作对比研究，回答：第一，在人文地理影响下，随行就势而建的商港城市，与中国儒家“抑商"思想的关系？在这一问题底下还要问的是，福州的特殊性是什么？它成为通商口岸中能够孕育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们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第二，泉州在申遗过程中之所以后期获得ICOMOS的学术承认，西方学者萧婷提出的emporium概念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那福州的历史叙事要超越“商港城市”的底色，必然要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提炼出一个更为精准有效的学术概念，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共鸣，这或许是一个较为关键性的挑战？
挑战
另外，与何处长交谈中，他提到：在空间上，泉州的遗产点22个中有一大部分集中在古城范围内，但福州的遗产点恐怕更为分散。在时间上，泉州的遗产点集中在宋元时期，福州的遗产点要收归在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时间段中。目前工作坊所列遗产点较多，还需要进一步提炼。在他看来，福州申遗形成完整叙事，须克服时空两个层面的困难。
启蒙曙光
深切以为，尽管面临挑战，但启蒙曙光（1840-1940）是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对于新旧历史时期，中国思想变革最为剧烈，对当代影响最大的时期。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是福州？历史的动力是什么？是外洋冲击，还是福州古城内的世家历经唐宋元明积累了儒家深厚的本土底蕴从而对己身文明进行了强烈的反思？在王铭铭的《刺桐城》里，他认为泉州城的宋元时期是开放包容的，而明清是受理学影响而走向了基层管理体系，他认为是宋元的”市“，带来了”乱“，所以导致了”治“的兴起，从而走向了象征防御的”城“，以及复合基层管理与神庙双重功能的铺境系统。我在福建的其他城市亦了解到这一铺境系统的存续。林志森老师的发言佐证了福州古城铺境系统的存续。在王铭铭那里，中国历史的深层结构是摇摆在”治“和”乱“之间的。那么我的问题就是，福州城的历史结构与此类似还是不同？
突出性
再说到我不太熟悉的鼓浪屿，它的申遗主张是落在多元文明文化交融，避开谈殖民、教会这些因素。但鼓浪屿的地理位置实际上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相同的问题，即，是否外洋商人必然要在城外形成社区？然而，近代以来，作为渔村发展起来的厦门，与泉州、福州的历史地位和人文底蕴显然是不大相同的。怎么去理解福州的特殊性，烟台山和鼓岭显然比厦门鼓浪屿要更为复杂（尽管如何处长指出的，可能历史环境经过拆迁后已经大不如从前），还深具发掘的潜质。何况，福州还有一个船政学堂，真正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落实到了实践中。福州的特殊性是近代中西交融真正碰撞的地方，是中国文明受到冲击后有所反馈的，是设立学堂教授“技术”实践的，而不是鼓浪屿所呈现的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状态，被动打开国门的历史叙事。福州的申遗，在许多层面上可以与泉州、鼓浪屿做比较，从而再定位自身历史叙事的特殊性，以便能明确其OUV突出普遍价值。
思想史与福州申遗
我因为近期关注泉州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所以会感到福州比泉州更为早期接触“现代学术思想”。泉州受张星烺、顾颉刚等学者启蒙才开启了现代考古学和民俗学。我会好奇福州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想史，这些学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师承关系，如何讨论技术与思想的关系？如果去理解中国传统的经史与新史学？看起来，福州的思想家们似乎比梁启超和王国维更早迈进了世界史的潮流中，他们怎样与传教士的交往，留洋海外受到新思想启蒙，与日本的交往等等？在何种意义上实现或迈向了“现代性”？我觉得这部分是可以延伸出许多思想史的问题，或许是有可能提炼出福州历史叙事的关键性概念的途径之一。
END
作者：孙静
排版：李强
审核：李光涵、王思渝
终审：沈睿文、张剑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