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于2022年正式推出遗产学者访谈系列对谈实录，配合受访学者的经典文章，发表于“北京大学文化遗产研究”公众号。了解学者们对学界与行业前沿问题的认识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深入基础研究、践行遗产保护、培养行业人才。
编者按
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西南地区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夏商周考古、中国城市考古、中国古代铜器研究、文化遗产学概论等。著有《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等书和论文。近20年来，发表了《遗产价值的若干问题——遗产价值的本质、属性、结构、类型和评价》等数十篇文化遗产学相关的理论文章，重构了文化遗产的类型阶元和价值体系，初步构建了文化遗产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方法体系；主持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川陕古道、茶马古道等调查研究，形成了线性文化遗产的原创性认识理论与调查方法；自2008年启动，孙华教授2015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研究”，出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丛书”，系统性成果填补了学术空白，提出传统村落保护理论与方法，直接作用于国家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政策、制度。
孙华教授是北京大学文化遗产学科的开创者，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最早的组建者之一，见证了二十余年以来中国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研究、实践与遗产教育的发展。值此“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我们隆重推出孙华教授访谈，以飨读者。
以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简称 “WHITRAP-Beijing”
WHITRAP-Beijing 您从事考古学研究多年，为什么后来对文化遗产相关议题产生了兴趣？
孙华
我关心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快20年了，这主要有两个契机。
一是1998年北京大学和国家文物局合作办学，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后改学院）暨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国家文物局要求北大不仅要继续办好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还要开设两个新专业，一是文物建筑，二是文物保护科技。当时全国有10余所高校都在培养考古学人才，但还极少有高校涉足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那个年代建筑热，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很难到国家文博系统工作。所以国家文物局希望北京大学开设文物建筑和文物保护科技专业，以满足国家文物事业迅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当时我们北大没有人熟悉这两个专业，我院从事科技考古的原思训教授自己主动交叉到文物保护科技专业方向，另外从校外聘请了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现北京建筑大学）等单位的一些老师担任文物建筑专业的教员。但是要办学，我们北大从事教学行政管理的人员应该对这些新专业的学科特点、学科要素和学科发展方向有所了解。作为当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管教学和研究生的副院长，我当然应该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了解文化遗产学。所以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就关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信息，以改进自己的知识结构并拓展知识面。二是我在西南云贵高原开展滇东黔西青铜文化调研的时候，贵州省文物局的朋友对我说，贵州以民族文化为特色，你在贵州不要光研究古代的遗存，也要关注一下现代民族的文化。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遗产专员（现任复旦大学教授）杜晓帆博士也对我说，孙老师，你在西南地区除了要关注考古，也要关注一下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面临的问题，中国社会和经济都发展很快，如果中国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就可以给东南亚相似地区，甚至更广泛的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一些范例。我当时觉得这也有些道理，所以在2005年以后，我以贵州黔东南地区为中心，在相邻的湖南、广西、云南和四川连续组织了8个年度的传统村落调查。
大概就是这么两个契机，一个是北大与国家文物局合作办学的需求，一个是西南地区文博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所以我就开始学习相关知识，试图逐渐介入到这个新的领域。我开始只学习和思考，到了2012年前后，我自觉得思考的差不多了，就开始撰写文章，表达自己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观点，并逐渐开设了“文化遗产概论”和“文物保护研究”等相关的课程，指导一些对文化遗产保护感兴趣的研究生，逐渐进入到了文化遗产这个学科领域。
图｜孙华教授2013年夏天带领同学们在贵州省大利村调研
摄影｜李光涵
WHITRAP-Beijing 在您看来，相较于建筑学或社会学背景，考古学出身对文化遗产研究和实践有什么帮助？
孙华
文化遗产学在我看来是一个交叉学科，它需要各方面的知识。考古学是文化遗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构成部分，因为考古所针对的对象，包括古遗址、石窟寺、古建筑等等，基本上涵盖了文化遗产的主要领域。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有着大致相同的研究对象，只是二者的研究目的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考古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了新的工具。例如：
在遗址保护方面，如果没有考古学的支撑，没有对遗址的深刻理解，要认识遗址的构成要素，即外部边界、内部结构、功能分区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要保护好遗址类文化遗产，遗址保护机构和专家需要与考古学家紧密合作，才能做好遗址的保护和管理。例如，我们要给一处古城遗址编制文物保护规划，只有考古学家提供了城址的城隍范围、道路沟渠、重要建筑基址、特别功能区域等方面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后，规划专家才能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而提出保护规定和保护措施。
在历史城市保护方面，保护者对城市史也就是城市发展演变过程的理解至关重要。考古学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它很讲究时间、空间和文化要素的组合。通过文化结构、文化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历史城市哪些是最重要的因素，哪些是相对次要的因素，尽管这些次要因素可能比主要因素还有名。我的老家四川的省会成都，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不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只是清代满洲城留下并改造过的两三条胡同而已，是成都历史城市四个区域中价值较低的一个片区。保护成都旧城最重要是保护街道的格局，成都旧城分为唐前城区、唐罗城区、明王城区和清满城区，在统一保护的框架下按不同历史城区分区保护，唐罗城区就要重在保护棋盘状的里坊格局，分清楚坊外大街和坊内小街，现代穿城的宽大街道要规划在坊外大街，这是保护好成都旧城首先需要注意的。城市考古研究就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与规划学的系统规划理论、地理学的岛屿生态地理学理论等一样，都是现成的保护研究工具。此外，博物馆学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就也是文博系统切入到传统村落保护的一个好的抓手：按照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整个传统村落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博物馆，通过建立一个资料信息中心即体验认知中心，使当地村民通过这个中心从新认识自己及自己的村落，从而自发地保护自己的遗产和传承自己的文化；使外来的观众能够得到不同于城市的体验，了解传统乡村人们的生存智慧和传统社会的知识。这些都是我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保护实践中所学到的东西。
当然其他学科也各有它的长处，比如建筑学和规划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这些领域的学者在实施文化遗产保护时的也至关重要。所以，考古学只是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基础之一，但是二者并不重合。文化遗产学的目的是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是核心，也是它的终极目的。
图｜孙华教授2020年12月重访曲村工作站，在当年住过的房门口留影
摄影｜孙秀丽
WHITRAP -Beijing 您参加过多个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也介入过文化遗产的“申遗”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孙华
北大是最早进入到世界遗产领域的学术机构之一，中国最早开始关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就是由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的侯仁之先生，由他发起并联络了阳含煕、郑孝燮、罗哲文三位先生，在全国政协提出了“我国应尽早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提案。从早年的泰山“申遗”，到最近的景迈山“申遗”，北大城环学院的谢凝高、陈耀华等教授都在参与。我自己更感兴趣的是“申遗”的前期工作，比如说做某文化遗产的状态、历史、价值等基础研究，延伸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本写作，这个相当于博物馆的内容设计，学术性较强，也比较有意思。至于后面正式的“申遗”文本，在我看来相当于博物馆的形式设计（当然技术含量不如后者），更具公文性质，我就不太感兴趣了。
2012年，国家文物局要更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其合作单位有较长时间在西南遗产地调查实践和研究积累，我们一下子就初步完成了白鹤梁题刻、侗族村寨、苗族村寨、三星堆金沙遗址、白酒老作坊5处（组）遗产的预备清单文本。在这5处（组）文化遗产中，实际上只有白鹤梁题刻是我们主动与地方签订了编写文本协议，这是由于白鹤梁水文遗产具有一般文化遗产没有的科学价值，认识这处遗产需要长期细致的研究，需要与中国水利史研究所同仁的密切合作，学术性较强，我个人比较感兴趣。其他几组都是比较庞杂的系列遗产，当时没有单位愿意承接文本的编写任务，是贵州、湖南、广西还有四川文物局的朋友们盛情约请我们组织撰写文本，有点被动。顺便说一句，白鹤梁题刻的基础研究我们一直在进行，至今已经10年，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申遗文本”，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改定。这是由于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断有新问题的发现，也不断也有新认识的提出，所以内容和结论也都在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强化。
我认为，高校从事遗产保护的教学科研人员，当然应该熟悉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和管理规则，参与一些遗产的“申遗”工作也有必要，也希望我国有更多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被登录《世界遗产名录》。现在，由于“申遗”能够提高遗产地的知名度，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来到遗产地参观，因而地方政府往往对“申遗”比较重视，或许极其重视世界遗产可以算我国世界遗产申报的一个特点吧。我们的遗产主管机构和专家团队，应该注重的是“申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提高地方政府保护遗产的积极性，提高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的遗产。高校当然应该积极参与文化遗产“申遗”基础研究，为一些遗产成功“申遗”做出贡献。例如，被我国多数学者视为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今后开展“申遗”和编写“申遗”文本的时候，如何理解这个没有城墙却有宫城的二里头遗址？它的聚落格局是否真是象征“九州”的九宫格规划？它的宫城内为何要错位布置两组宫殿建筑？“申遗”文本究竟提不提夏都和夏文化问题？如果认为二里头是夏都如何解决遗址年代与夏积年的错位问题？如果回避二里头与夏的关系，会不会对它的价值产生影响？传说是一种表述方式，历史也是一种表述方式，那么到底用哪一种作为文本的写作方式？这些都需要做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和比较研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文化遗产研究专家，应该研究和回答这类问题。
我们高校的遗产保护学教学科研人员，还应该应对遗产保护学界更大的挑战。这就是构建遗产保护学的学科体系，探讨遗产保护的理论方法，寻求遗产保护的适用技术（包括保护材料），培养遗产保护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我们在关心世界遗产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国家遗产和地区遗产，我国还没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人类进化遗址、典型史前聚落遗址、历代都城遗址、历代帝王陵寝、盐业/矿冶/瓷业等古代工业遗址、 多个民族的传统村寨群落、以及许多国内古道和运河等，都完全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潜质，研究好、保护好和管理好这些国家遗产和地方遗产，更是我们遗产保护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职责。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北京大学的文化学科已经在全国有一定声誉，文物博物馆学的《文化遗产学概论》高等院校教材是交由我们学院承担，由我负责主持编写。这说明高校和学界对我们还是认可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有一系列遗产保护学的教材和专著等研究成果和教学成果，才能够在学术界站稳脚跟。
图｜2021年7月孙华教授（上右二）与参与发掘同学在三星堆8号坑发掘现场合影
摄影｜刘笑池
WHITRAP -Beijing 刚刚您提到比较关注基础研究，近年来文化遗产方面比较重要的课题有哪些？
孙华
基础研究我觉得最重大的不外乎几个方面：
第一是遗产的类型研究。现在的遗产的类型是混乱的，没有形成涵盖全部遗产的遗产分类体系，对不少类型的概念和定义都有待于重新阐述。由于遗产类型概念和定义的不明确，有的遗产在“申遗”过程中有时难以确定应该属于世界遗产类型中的哪一类。比如说左江花山岩画“申遗”的时候，大家就为类型归属就头疼了好久，最后归属于文化景观也未见得就合适。白鹤梁题刻如果“申遗”，目前在世界遗产的类型中也还没有合适的类型，是遗址还是古迹？我们的团队也还有不同的意见。生物学和考古学最擅长类型学，我们当然应该将其作为遗产研究的一个基础。
第二个遗产的价值研究。这是哲学方面的问题，什么是遗产的价值？它与其他的价值有什么不同？我们所说的历史、科学、艺术、情感等价值，究竟属于客观内在价值还是主观外在价值？遗产的内在、外在价值到底是什么？现在都是人云亦云，没有学理上的研究定论。遗产保护界的理论方法水平较低，不仅国内如此，国外也是如此，国外在保护材料和保护技术等方面可能会有领先，但是在整个学科体系，在理论方法方面，目前我们仍然没有超越文化遗产学的先贤，如李格尔、布兰迪等。遗产价值学一直是遗产保护学的薄弱环节，许多言必称遗产价值的学者，恐怕并不知道什么是文化遗产的价值。
第三个是遗产保护和管理研究。留存至今的遗产（尤其是文化遗产），受到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威胁，需要通过人为的干预，才能维持它的价值，使它继续保存或传承下去。怎样的法规政策和保管机制最有利于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有何不同？东亚土木建筑的保护和西方的砖石建筑保护有什么不一样？更换了构件的建筑遗产的价值应该如何呈现？保护一座建筑和保护一处雕刻有什么不同的要求？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文化遗产保护从业者，目前的理论研究也一直滞后于保护实践。这些年我已经写过一些关于遗址、石刻、古迹、村落、城市保护的文章，但是我还没有发表建筑遗产保护的见解。我计划这两年写一两篇关于建筑遗产保护的文章，再写一两篇关于遗产利用和管理方面的文章。在完成这些之后，尤其是将三本文化遗产保护的教材和专著出版以后，我将结束这二十年对遗产保护的研究，将研究重心回归到西南地区考古、商周考古的领域。
图｜孙华教授2019年11月受邀赴沪参加读书会，认真记录点评同学报告
摄影｜邵甬
WHITRAP -Beijing 您觉得这些基础性研究对我国现在的遗产保护是否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孙华
基础性的研究应用到保护之中会有个过程，因为保护涉及到很多最基本的问题，这些基础的问题不解决，会制约我们事业的发展。以遗址的保护为例，遗址位于原生土层与现代土层之间，许多遗址都涉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涉及农民物权和城乡关系等的问题，要把这些问题寻找出来，进行分析，提出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实施对策，在社会各界对这些对策的可行性达成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再上升到法规建设和管理机制方面。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们现在提出的许多问题对策都是浅层次的，难以解决遗址面临的根本问题，保护规划的规定和措施往往是隔靴搔痒，很难真正落实到遗址保护之中。现在大家已经有了一些共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文物考古界的代表已经有关于遗产土地问题的提案，但仅仅局限在考古遗址是不够的，面积广大的国家公园、传统村落、名山圣地等，都涉及土地问题。当然传统村落的问题更复杂，不仅是土地问题，还有城乡关系、政策机制、社会组织这些方面的问题。按照一般规律，出现问题和研究对策往往在前，针对这些问题的法规和机制建设在后，这中间有个较长的过程，不能着急。研究这些制度和机制层面的问题，不是现在就要解决这些问题，研究总是先于问题的解决。
图｜贵州省大利村
摄影｜李光涵
WHITRAP-Beijing 您认为目前我国文化遗产学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孙华
我们国家的遗产保护学和文化遗产学科设立较晚，许多问题仍在探讨中，研究者和从业者往往从自己学科领域来看待学科建设，强调自己某一方面的重要性，甚至希望用自己相对狭小的学科代替整个文化遗产学科。例如，文化遗产学科本来就包括了物质文化遗产（即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个方面，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了类型研究、价值研究、保护研究、管理研究和利用研究诸多领域，文物保护也包括了理论方法、政策法规、保护技术、保护工程、管理保障等诸多方面，有学者强调要建立单独的“文物保护工程学”，从学科的角度讲有点以偏概全。我们的文化遗产的研究者一方面有些自卑，觉得西方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步比我们早，有很长的现代保护发展历程，我们中国无须有自己的创建，跟着学习就行了。另一方面，又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经济腾飞，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支持力度很大，我们许多文化遗产保护者又有些盲目自大，信心满满。现在文化遗产学最大的问题，一是把一些还不具备文化遗产资格的东西当成了文化遗产，而且还加以保护和弘扬，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本和食、韩国泡菜等，这些都还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不具备非物质文化保护应有的濒危性；再如物质文化遗产的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等，该教堂还没有建成，还没有完成代际传承并经历时间的检验，根本就不能算是遗产。二是把文化遗产当作一种可以通过投资得到回报的资源“文化资产”，为了从不同的渠道争取投资，有的地方政府还以保护和利用遗产的名义将全民所有的遗产交由民营企业管理，我们的一些遗产科研机构和个人也热衷于在遗址等文化遗产上大做文章，过多地干预了遗址，违背了最小干预原则，有的所谓遗址公园看来就像新建的主题公园，有的遗址博物馆庞大无比反而影响了遗址的景观。我们应该脚踏实地，明白遗产保护学在整个相关学科中的位置，做好一些基础工作，让各个学科发挥自己的特色特长，共同应对保护中面临的问题。另外也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出去，让社会和业界认可，逐渐在保护法规和保护机制上有所作为。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大国和强国，我们应该给世界的遗产保护做出贡献，包括理论方法和技术的贡献，而不光是财政的国际援助。
WHITRAP -Beijing 目前在国内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有哪些力量？什么样的组织和机构能够实现当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主流？
孙华
我们国家属于一元化领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政府当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国家文物局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部负责，但历史城市、传统村落和风景名胜区等文化遗产则由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承担主要责任（世界遗产的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则由国土资源部林草局负责申报和管理）。其他部局所属事业单位，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及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则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国家级事业机构。各省市自治区、各市区县相应的行政和业务机构，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上面有行政管理机构，下面有业务执行单位。
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领域，我国目前仍然沿用自上世纪50年代就有的制度设计，即以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和管理不可移动文物，文物所在的区县基层人民政府，是文物保护和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文物所在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是文物保护管理的第二责任人；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文物局，则是文物保护的第三责任人。这个制度设计，有利于调动基层政府保护文物的积极性，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面对的问题。像国家级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高价值和高等级文物，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和保护能力都不一定能够满足高水平的保护管理要求。类似这样的保护管理机制问题，也是今后需要进行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国家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相关所室院系则应该是国家文化遗产行政和业务机构的支持、协作和咨询机构，重点在保护管理的政策法规和机构机制的探讨、保护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以及保护技术和材料的开发和研发，这些研究应该先于目前的保护法规、相关政策、保护规范和保护工程，这样才能发挥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作用。
图｜孙华教授2018年1月在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调研南亚廊道
摄影｜邓阿莲
WHITRAP-Beijing 北大校园里也有一些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对它有什么样的保护？
孙华
北大校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现在的校园在燕京大学校园基础上扩建的，而燕京大学又是在明清园林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北大燕园校区与历史城市传统村落一样，都是“活态”的遗产。从功能上看，北大燕园校园属于教育遗产，属于仍然在使用和发展的教育文化景观。我们校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建筑、石刻、旧址、园林，还有一直在使用校园延续教育功能的人群，包括老师和学生。我们既要维系校园的当代教育功能，另一方面又不能对遗产造成太多变动。要满足当代教育功能，就不可避免地要有建设和扩展，这里就存在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如何协调这种矛盾，对我们学校历届的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
现代教育遗产的保护，最重要的不是保护好某一座建筑、某一处假山、某一块碑刻，这些都很容易做到（但北大在十几年前也曾有一块明代的石刻被盗，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教授还曾经给北京大学校长写信，希望北大加强文物的保护，北大也从此增强了校园文物的保护力度）。最难做到的是怎样在校园内部的建设中，在校舍内部的现代化改造中，不会影响校园和建筑的价值。我们如今在校园改造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通行车辆越来越多、道路宽度不敷使用的情况下，不对校园的肌理格局和功能构架造成太大的影响，实现校园缓慢的、有机的更新。所以一个好的保护规划、执行规划以及经常性的维护工作，还有纠错机制，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有的。
图｜孙华教授在平遥为2019年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授课
摄影｜张剑葳
WHITRAP -Beijing 您在亚太遗产中心成立之初就参加中心的建设，在这期间都完成了什么工作？亚太中心（北京）在北大发展的历史是怎么样的？您作为中心的资深从业人员，对中心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许？
孙华
亚太中心是一个国际组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类机构，它由中心管委会和秘书处、北京、上海和苏州三个分中心组成。亚太中心由我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代为管理，中心主任往往是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任职、具有丰富的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经验的官员担任。我们亚太中心（北京）是由北京大学多个学院共同支持建设的，除了考古文博学院，还有生命科学、地空、城环、景观设计学院。遗产保护学是交叉学科，不同学科的多个学院共同支持和建设中心，这是很好的一种机制，但也很容易形成大家都管或大家都不管的状态。北京中心成立之初，是由我校国际合作部牵头管理，国际合作部作为学校负责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职能部门，没有组织培训和研究的职能，因而我建议将中心挂靠在考古文博学院这个教学科研机构上，由院长兼任主任，主管副院长任常务副主任，几个共同建设院系的从事某一领域遗产保护研究的教学科研骨干教师担任副主任。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重组了亚太中心（北京），并给中心配备了相应的人员和经费，这样中心的运行就相对顺畅。以后中心开展的培训和科研工作，都是中心的几个支持学院共同完成的。此外，在中心改组以后，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原《遗产保护与研究》）杂志，也交由亚太中心（北京）负责组稿和审稿，我兼任主编，作为我们遗产保护学界研究成果的发布平台，我们也有信心将该刊办成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刊物。
图｜WHITRAP三中心2019年12月北京工作会留影
摄影｜疏沛原
WHITRAP -Beijing 像我们学生想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途径？
孙华
文化遗产是个交叉学科，有点像博物馆学，是不适合放在本科阶段的，应该放在研究生阶段。但是本科阶段在学好本专业的基础上，应该对文化遗产学的基本领域、研究内容和热点问题有所了解。在本科期间修一两门课了解文化遗产，参与文化遗产的假期研习活动，如果感兴趣再攻读文化遗产学的硕士研究生。今后无论是在考古文博行业还是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工作，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都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另外，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性的、社会性的工作，也是社会各界人士所关注的议题，青年学生应该积极参与家乡的或学校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我建议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可以利用一个假期参加一次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活动，通过这个经历增强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或者是学习某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技能，为自己今后的选择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至于文化遗产学专业方向（包括我院的文物保护科技和建文物筑方向）的研究生，首先应该系统学习文化遗产学的理论方法、学科历史、政策法规和专业知识，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选择主攻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发现这些方向的问题，并通过实践和实验来积累案例和数据，最后解决这些问题。希望有志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到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方向，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以上内容于4月13日采访，6月8日修回。
访谈人：周千渝
访谈整理：李超颖、朴俐娜
编辑：周千渝、李超颖
审核：李光涵、王思渝
终审：沈睿文、张剑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