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背景
2021年6月22下午，何培斌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建筑学系系主任，在线上带来了题为《情境化遗产保护》的主题讲座。讲座对新加坡和东南亚遗产进行了概述，通过讨论世界各国遗产保护方式的差异，借此希望社会价值可以通过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以大范围、大深度的方式进行表现。讲座内容还涉及了世界遗产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价值观的讨论。本次讲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李光涵主持。
讲座内容摘要
何培斌教授认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在不同情境下解决不同的需要，并且不断适应新产生的变化；以及如何理解遗产的传递，其传递的不单单是物质，同时也有遗产所包含的价值和情境。进而何教授通过四个方面去解释情境化遗产保护：1）诠释遗产2）价值与意境3）历史街区4）泛亚洲声音。
遗产是关于人的活动的记录，世界遗产的确立表明其具有普世的价值，但同时也具有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特征。西方的遗产保护理论基于西方国家的历史观和语境，我们需要思考：亚洲国家的历史观会对我们自己的遗产保护产生怎样的影响？
何教授提出历史环境是一种共享资源。我们的环境包含了人类活动的独特性以及相关动态记录，它是由居住者适应所居住的环境所产生的结果，体现了下一代人的愿望、技能和习惯。同时人们将这一历史环境视为其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不同社区的知识、信仰和传统。它赋予了我们生活所在地的独特性和价值，并提供了一种延续感和认同感。
接着，何培斌教授提出四个问题：遗产评估的价值体系是否适用于亚洲？如何在建筑、美学价值和公共价值之间取得平衡？能否在亚洲背景下定义真实性？遗产保护有何新特点？并举例对其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解答。何教授引用了Randall Mason对“价值”两个层面的阐释：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作为指导个人或集体行为的准则或标准；第二是物质性层面，聚焦于建筑本身，包含但不限于建筑工程质量、建筑风格及元素以及美学价值等特征。他认为建筑史或艺术史所关注的“价值”通常聚焦于建筑本身，建筑史学家或者美术史学家也习惯将建筑的审美价值放在最高的地位。然而，在遗产保护中，我们应当同时把传统习俗、社会文化等多元性纳入“价值”体系。
▲ 新加坡马来人历史街区
社会价值与人们的认同感联系在一起，通过时间的流逝进而获得公共意义，这是一部分价值所表达出集体记忆的结果。人们倾向于通过对过去和现在事件的共鸣来获得价值，为社区的身份认同或自我意识提供归属感，同时对历史社区有更深的依恋。社会价值也可以通过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以大范围、大深度的方式表现出来。何教授尤其看重社会价值，他认为遗产本身不全是由专家或政府官员来定义，而是由社会大众来定义。社会价值固然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有所联系，但它仍应当作为一个单独的标准来进行研究。社会价值蕴含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同时显示了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当然，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社会的多样性，包容性以及和谐性，这也是亚洲社会的特点。
进而，何教授通过伊势神宫的案例来解释了“真实性”的概念，并提出“真实性”是文化的表征和内涵，指的是有创造性的东西，一种作者身份，一种在形式和实质上具有深刻同一性的东西。它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独特的东西，并根据现代价值判断。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遗产“生命”的历史延续性有关。
▲ 日本伊势神宫
随后何教授针对历史街区的问题提出了三个问题：1）我们接受博物馆化吗？2）我们能接受历史街区的重建吗？3）如何考虑遗产的经济效益和价值？何教授认为城市历史景观是一个可以适应不同社会语境的新工具，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价值和传统的角度，强调历史城市的保护政策及实践与城市发展的联系。将保护建筑环境的政策和做法纳入城市发展的目标。在亚洲的城市中，因为城市发展的快速步伐，“城市历史景观”更是不可或缺的。
▲ 新加坡黄金广场
在讲座的末尾，何教授也回答了部分听众的提问，其中有一位听众提问如何诠释殖民时代的建筑遗产的当代价值。对此何老师表示殖民时代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不需要对其特殊对待。历史已经发生，就成为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是遗产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是原本的记录，不要渲染，也不要强调。我会更关注建筑和文化的价值而不是政治的价值。另外也有听众提出，无论是某一国内，还是全球各国范围内，国家城市的规模、发展阶段和文化都是不同的，建筑遗产和社区及区域的关系是不同的，如何看待这些区别，“保护形式的多样性”的前提是什么？何老师认为西方对历史遗产的认同性相对较高，在他看来，他们是在使用历史城市的艺术或美学的情境中，是浸润在场所精神里的。这个情况在东亚来说就不太常见，因为我们的历史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冲击，特别是20世纪中叶的战争，60年代的发展步伐不同，发展过程中老城区开始衰败，在这样的情境下需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亚洲的道路。新加坡的选择是保留重要的城市街区，修复街区中的建筑，同时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性。现代的功能和使用需求发生变化，建筑的用途随之改变，我们需要探索出一条同时满足经济和文化要求的道路。庞大数量的历史建筑意味着无法做到全面保护。在西方的语境下，保护需要内外一致，在这样的标准之下我们能保留多少呢？大规模的拆除意味着破坏历史街区环境，所以这是一种平衡。价值体系能帮助我们区别重要性级别，从而取得保护和发展的平衡。
最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王思渝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并致谢，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讲座纪要：胡深
编辑：钱美利、朴俐娜
审核：张剑葳、李光涵、王思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