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遗产联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发起。
伴随着遗产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今天的遗产学科交叉意味浓厚。我们希望借助当下的这种多元性、开放性和突破性，邀请来自不同母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碰撞，让青年学人在继承自己学科传统的同时又有立意出新、勇于突破的一面。
主题
遗产批判基础上的再批判：
关于世界遗产的讨论与行动
引言人
李光涵
时间 地点
2020年11月28日 山水客厅
参与人员
【线下】
李光涵、解立、罗攀、张力生、杜林东
张雪纯、张依玫、孙小鹏
【线上】
段牛斗、周孟圆
所有人员简介详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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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Our World Heritage（该组织旨在提升人们对世界遗产在21世纪所面临的特定问题和情况，并探索解决策略）提出12个针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适用性的议题[1]。针对这些议题，青年遗产联盟展开讨论，在沙龙中出现下列讨论话题：
上
普世价值体系；多样性；旅游；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性质；归属权；公民社会
下
中国语境；公民参与；社会正义；评估体系；
申遗范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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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公民社会如何参与世界遗产？
段牛斗：
对于刚才大家针的讨论，我试图用四个方面进行初步总结并求教：
1. 范式的形成。就大家所见的申遗过程，必须有精美的文本、严谨的文字以及各类社会公关活动等。这样一整套流程是如何形成的？尽管我并不熟悉各国申遗的具体情况，但可以想象，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拥有世界遗产，但很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完备的流程。相比而言，中国的申遗为何会呈现出自身的特质？这一范式充满了仪式性，看似翻译严谨的术语体系能否凸显遗产保护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还是借此构建某种脱离实际的想象？
2. 边界的消弭。我在课堂上做过一个比喻：遗产保护好比日常收纳，保留一部分同时需舍弃另一些，所以需有大致原则决定如何取舍。但是，在当今的“遗产化”社会，一个显著特点是“取舍”的边界日益模糊，昨天还在日常使用的事物，今天即可成为文物，而且似乎任何东西都可以遗产化。事实上，遗产塑造和遗产消亡的速率大概一致即可，显然，现代的“遗产化”有点太快了——不可能什么都保护，但我们正在变得什么都想保护。
3. 价值的争议。遗产保护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的同时，却也矛盾重重，从某种程度而言，最可怕的可能并非破坏遗产，而是不同保护理念之间的矛盾——当年理直气壮地拆除某些文物建筑，而现在复建同样理由充足，对于不同举措的解释又具有很大弹性，文化多元、活化利用等口号完全成了借助遗产进行利益变现的工具。所以，不仅任何保护原则都会被话术给架空，而这些话术的解释权全凭诉求各异、水平不一的专家学者——因此，遗产保护的话术并非脱胎于学术研究，而是基于现实需要，那么，话术的建构和放弃也就失去了基本的严谨态度。
▲ 北京工人体育场（20世纪50年代）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部, 中国建筑学会. 建筑设计十年(1949-1959)[M]北京：北京新华印刷厂. 1959.
4. 利益的冲突。世界遗产已经走过将近五十年的历程，从最初的社会理想到目前众口难调的利益冲突，政治、经济等复杂因素的介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申遗的严肃性，也使得认真总结出来的遗产价值有可能失去说服力。因此，到底是为了保护遗产，还是为了利用遗产而达到其他目的？利益冲突似乎已经影响到世界遗产的观念和制度，需要与时俱进的并不仅仅是限制或平均申遗数量，而应该体现更深层次的反思。
孙小鹏：
回应段老师，我更关心存在于乡村里量大面广的遗产。在田野中留意到的现象，农村很多看起来装饰精美，依稀有彩绘、石雕、精美的窗扇的民居基本都是荒废且墙倒屋塌的状态，现在仍有人居住的民居即是各种彩钢瓦、现代材料拼凑。
很多村子里面有“官方身份”的遗产建筑虽然可以得到关注和修葺，但大多处于空置状态。凭借村子的力量很难去对建筑进行后续的维护，最好的保留下来的方法就是赋予它一些日常使用的功能。这个过程中究竟保护什么，为什么保护，好像是模糊的。
李光涵：
回应段老师所说申遗形成具有范式特点的产业，我想这种产业若要谈论开放给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可能不是辨析我们有没有和国外一样的公民社会，而是讨论是如何带来社会正义，其评判标准、目标为何，这件事在世界遗产的讨论中尚未形成具体的建议和行动。每个地方都会有适应自己情况的社会正义目标，例如战乱区、贫困区、高速发展区都面临着不同的社会问题，脱离具体目标只关注突出普遍价值，结果则必然是段老师所说的边界的消弭。
我的观点并不是否认具体目标和突出普遍价值的关联性，而是强调，在程序上倒转先依照标准评定再讨论何如与当地社会关联的顺序，若将社会公平正义目标前置，比如在前期评估时就加上社区建设相关指标。现在越来越提倡遗产多学科融合，也有更多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关注遗产，这是一个可以办到的事。
同时对于世界遗产，既然已经上升到了政府之间的国际协议层面的高度，我认为有必要考虑能否推进社会正义。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正义与社会价值是两个概念，两者区别在于，价值强调遗产地推进经济增长，正义强调谁是获利者，用何种方式得以经济增长。
张依玫：
对于前面反复提到的公民社会，我认为在中国可以让公民较多参与的一点也许是在遗产地的展示与阐释上，目前太多的精力都在申报上。我认为目前敦煌在这一点上做的比较好。博物馆展览对遗产价值进行了充分阐释，研究成果也展陈面向公众。
我想针对景迈申遗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在当地布朗族和傣族均认为自己是制茶祖先，目前的申遗为了将故事讲的更“精致”（一个布朗族相对完整的生态文化体系，发明延续了本族文化与茶文化），需要定下两民族制茶的先后顺序，我想这似乎是抹杀了遗产地本身真实的社会生活。
▲ 景迈茶文化景观
来源：景迈山古茶园保护管理局
解立：
一个更加丰富的故事不影响世界遗产申报，反而可能对世界遗产贡献更大，为了有效而选择性的讲故事必然变得像政治游戏。另外，针对李光涵刚才说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世界遗产，尤其文化遗产里人的因素已经很大了，如常常说到人的创造力、人地关系等等。我觉得对于景迈的问题，更像是一个如何处理阐释的问题。
李光涵：
ICOMOS1999年出台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讨论了乡土遗产共同体的概念、使用者的参与性和原创性、非正式途径的传播等种种关于人的因素。而中国较早的世界遗产，如西递宏村，我觉得其列入标准基本与当下的人无关，未看到共同体、使用者的参与性在遗产价值中的体现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遗产都是人参与创造的，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并没有体现其作为活态遗产的价值特征。
我举这个个别例子是想说明，世界遗产的标准还是有些固化。具体到个别遗产地的阐释，可以将其阐释与人强相关或弱相关，这是个别性问题，我强调的是系统性、体系性、标准性问题。
张力生：
世界遗产有些像奥运会，并不是其中每一个项目都能代表当下最高水平，如足球、拳击等，不同赛事规则的不同导致顶级选手可能并不参加奥运会，但奥运一定会传递一些普世价值（如难民组队参与奥运）。
说到中国的公民社会，我认为中国民间是有参与行为，可能在中国语境下往往不单独讨论，以及同西方社会而言，两者形成的历史、概念、理路均不一样。另外，中国的世界遗产首先是官方接洽的事件，当官方与民间产生冲突时，官方代表的正义是否能和民间社会正义准确对应是一个疑问。
张雪纯：
我认为世界遗产在中国有两个用处：民族国家认同、旅游效应。我们似乎将这两者地位提的很高，很多地方将世界遗产可能是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在其他国家，如美国，似乎更关注世界遗产对于地方社区建设、对于社区中的人的影响。比如一个社区点图书馆、学校寄托了这一片的人的某种情怀或记忆，可能这个要大于世界遗产对这一片区的人的意义。
张依玫：
其实遗产跳脱出遗产本身可以推动更大社会影响。比如美国，遗产往往和社会先锋运动结合，如廉租房问题：怎么通过遗产保护解决低收入人群居住等，其实是在讨论超越遗产的更大社会议题。
世界遗产作为工具如何应对当代的
变化和未来的可能性？
周孟圆：
OWH所提的12条建议中，第10条“战乱中的遗产（Heritage in Conflict）”，是一条今天值得我们思考关注的问题。
2021年以来，中东地区冲突升级。先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发生了加沙战争以来最猛烈的交火。此后，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结束自9·11事件以来在阿富汗近二十年的军事行动，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陷入动荡。然而同样也是在2021年，UNESCO发文纪念了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的巴米扬大佛事件20周年。世界局势持续动荡变化，面对眼下由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许多考古学者都在呼吁国际社会对当地的文物和遗址古迹多加关注。
▲ 巴米扬山谷的文化景观和考古遗迹
来源：http://whc.unesco.org/en/news/2253/
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和平与战乱时代，对于遗产的保护诉求往往是不同的。无论是反思批评1972年制定的《公约》，还是面对21世纪新问题提出新诉求，我们在思考某些原则是否适用当下时，可能始终需要保持一只眼睛回望过去，一只眼睛看向未来的方式。
瑞士艺术史学家达瑞奥·冈博尼（Dario Gamboni）在《艺术破坏：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偶像破坏与汪达尔主义》一书里通过宏观历史梳理指出：对古物的“保护”与“破坏”，在人类社会里始终是一对“一体同源、相克相生”的概念。众所周知，欧洲建筑遗产与纪念物保护运动的源头是法国大革命。正是在推翻阶级统治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将王公贵族的艺术品视作需要打碎的社会关系的象征符号，提倡大规模破坏，而另一部分人，为了留下这些建筑和古物，提出“永恒而普世的历史艺术价值”，作为反对暴力破坏的依据与证言。
这种“将物视作物本身”的普世价值论，把遗产，尤其是文化遗产，从人与人的斗争中解放了出来。自19世纪后，这种价值论在多个国家通过法规条约形式颁布，在阻止宗教偶像破坏、意识形态斗争、政治武装冲突可能对文物古迹的暴力摧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了一种值得遵守的现代战争共识。宏观层面来说，20世纪全世界不同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份以抽象全人类为主体的遗产保护缔约，也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疲惫而不失希望的产物。
或许可以说，《公约》价值的理念源头与背景，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战乱，是物与场所的存与亡。然而，到了和平时代，遗产遭受威胁争议的往往是基础建设、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当旅游，作为和平时代的一种全球生活方式与经济手段，不断成为当代人生活的焦点，与遗产相关的问题就改变了。例如近五十年来，多数不再面对武装暴力危机的国家地区，面对人类文化的、社会的、种族的等一系列复杂动态问题，仅仅强调物的普世价值，仅仅依靠自上而下执行推动，无法再给出统一的满意答案。近二十年来的遗产批评思辨，也多围绕此展开。
或许在一个急速变动、充满不确定的全球背景下，通过思考过去，才让着眼未来显得更有意义。在一种保守主义倾向的全球时局中，未来或许不再有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但局部的小规模摩擦冲突是否应该考虑？有些地区遗产依然面临战乱中存亡的问题，而有些地区威胁遗产的是经济发展问题，那我们如何思考遗产与人的关系，如何在统一的框架下平衡应对，又如何在提倡多元的情况下寻求共识？
李光涵：
UNESCO产生于二战背景，但《世界遗产公约》诞生于1972年，战后经济繁荣发展到一定程度中产生。当时可持续这个词还没有这么流行，但西方国家那时已开始有保护环境资源相关意识。所以我认为，公约和名录的产生与环保概念的萌芽是有关系的。
跳出世界遗产，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又是什么？如今的战争形式与二战完全不同，如网络战、商业战，破坏有了新的当代形式（不仅针对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有很多问题，这是一个很难自下而上的体制。在现在的语境下，世界遗产面临的威胁又是什么？从实际的行业与学科出发，我认为还是可以推动产生一些变化，而非消极接受世界遗产服务于旅游业。如将遗产作为一种媒介和工具，利用遗产为度来推动解决其他社会问题。例如我在贵州大利村做侗布保护的工作，更大的目标是关注妇女问题，以非遗为切入点，提升当地妇女的公共地位。
张雪纯：
今天的讨论让我想起在研究生入学时老师说过一句话：“preservation is a tool”,保护是一种工具。可以利用世界遗产去做更多的事情，达到一些积极的效果。
罗攀：
我们今天的讨论一方面是学术与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仍是基于中国经验。
对于前者，文化遗产在中国很大程度与UNESCO相关，同时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申遗过程又受到体制政策的影响。我们需要看到，联合国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弱化，在彼时，联合国提出的提案满怀美好憧憬，这些憧憬在当下及未来的语境是否还有普世价值？是否需要改变？我想这更可能是一个国际间的政治问题。
对于中国经验，UNESCO也有组织各种项目研究不同国家申遗的差异性，这其中可能也隐含政治与学术的摩擦，但这种比较研究我认为是有学术意义，不同经验比较可以呈现出更深层次问题。
我和张力生参与的Craft China手工艺的项目，就是想了解2004年至今，非遗政策和制度对地方社会还有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手工艺品本身产生何种影响。我们的构想是通过对约20个不同民族和地区的非遗的项目，调研他们对非遗的理解，以及非遗政策实施之后手工业业态发生的变化。
杜林东：
对于OWH关注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不仅是世界遗产，对于国家而言都是重要的议题，这也关系到是我们今天一直导论的公民社会。如在新冠疫情初期我们明显看到了自下而上的力量，未来两者如何配合？我想到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有一个观点，认为打倒皇权后的中国必先求统一，统一便要中央集权，而在建立中央的同时又必须顾及地方，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解立：
各位的观点我都有所感触，对于多样性我想最后发表些看法，我认为近年世界遗产框架在多样性背景下却是更加单一。我这里并不是质疑多样性本身，而是批判在世界遗产这种自上而下的体系下，底层社区的丰富多元的生命力、复杂性变为一种标签，一种具有政治色彩的、品牌体系的标签。
我基本认同世界遗产作为一种工具，事实也证明这是一个好用且仍在被利用的工具，既然这一工具有效，那么希望能更关注真实问题，我想这是批判它的意义。
周孟圆：
作为一个悲观理想主义者，我觉得在今天的讨论中我的想法有所改变。讨论开始前，我觉得世界遗产怎么可能在OWH提出的12条主题框架下，去解决这么多复杂的全球问题。但在今天的讨论交流之后，某种层面上，我认同世界遗产作为一种组织架构，确实是一种美好的人类憧憬，是一个关乎明天、希望和理想的愿景。在眺望未来发展时，世界遗产可以是一种工具，但也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工具。2006年起，阿富汗一批古代黄金珍宝在全球巡展，辗转13个国家，也在中国9个城市展出，近来国内网络上有许多参观过这批文物展览的观众，都十分关心阿富汗的形势安全。尽管文字不同、语言不通，但古代艺术品本身的物质存在，就能激发不同人群美与爱的感受，由此让远方变近，让文明连结。遗产不仅仅为人所用，也有改变人的潜力。如何应对未来50年可能出现的种种未知，我想这是世界遗产作为标杆性的体系，也许能去持续探索的问题。
▲ “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展（2017，故宫博物院），驯兽人头饰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GE9ImdTkGebTmw_-G3ZlS
以上发言内容于2021年9月15日修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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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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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www.ourworldheritage.org。12点分列如下：
1. 现代信息技术对遗产的改变(Transformational impa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 保护过程中的旅游业及其影响(Tourism and its impacts on conservation)
3. 种族多样性与性别平等(Diversities and genders)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及人权问题(UNESCSO, world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5. 灾害与流行病(Disasters and pandemics)
6. 遗产的新路径方法(New heritage approaches)
7.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8.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9. 遗产地与记忆(Heritage places and memory)
10. 战乱中的遗产(Heritage in conflict)
11. 名录之外：遗产代表的平等性与社会作用(Beyond the list: equitabl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social role of heritage)
12. 向公民社会开放(Opening to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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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员简介
李光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
解立
罗攀
张力生
杜林东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研究员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雪纯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规划师
张依玫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规划师
孙小鹏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段牛斗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周孟圆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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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疏沛原、李光涵
记录整理：杜林东
整理审核：李光涵
公众号编辑：杜林东
公众号审核：张剑葳、李光涵、王思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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