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遗产联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发起。
伴随着遗产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今天的遗产学科交叉意味浓厚。我们希望借助当下的这种多元性、开放性和突破性，邀请来自不同母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碰撞，让青年学人在继承自己学科传统的同时又有立意出新、勇于突破的一面。
主题
社区考古的经验与未来
召集人
王涛、王思渝
引言人
王怡然、王涵、奚牧凉
时间 地点
2024年4月20日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编辑部
参与人员
【线下】
王涛、王思渝、王怡然、王涵、奚牧凉、
杜林东、李子宜、胡阅、陈咏琛、何雨蔚
【线上】
于春、葛威、王冬冬、燕海鸣、罗攀、
孙静、范佳翎、董心语
排序依照发言顺序
人员简介详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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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人分别分享了社区考古、公众考古的实践反思，以及对经典案例的批判性思考等内容。引发学科建设、实践难题、学者身份认同等问题。参与者围绕话题对社区考古与商业合作的实践模式；社区考古在考古学学科之外的任务；社区考古、公众考古的概念；社区考古实践中向社区赋权等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
社区考古；公众考古；实践；权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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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王思渝：
社区考古是值得被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如涉及的公众考古、遗址保护、社区参与等。《自然与文化遗产》2024年第一期便邀请王涛老师作为专栏发起人组织讨论这个话题。那么请同学们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
王怡然：
我在《自然与文化遗产》这一期的论文涉及到公众考古与教育、在地社区的公众考古实践、传播媒介与公众考古这三方面。
针对第一点，公众考古为何要聚焦于无志于成为考古学者的大众开展教育活动，有其必要性：1、满足大众好奇心；2、覆盖最广泛的受众；3、消除公众甚至专业人士对考古学的误读。从公众考古概念延申，其又涉及社会教育中的场景（传统教育场所与公众娱乐休闲场所）、途径（实际或虚拟）、目的（理解历史与当下，公众对考古的批判）三方面，这三方面关系着当前学习型社会指向的终身学习概念。终身教育涉及三个层面：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正规教育是以学校为载体开展的最常见的教育形式，非正规教育通常如课外班、考古工地实习等。非正式教育则如纪录片、文章、出版物等为日常中无形中的学习。除了社会层面的作用，公众考古教育实践对多年龄段人群个体成长亦有较大帮助。首先，公众考古能够建立低利害（Low-stakes）学习环境，这种不以考试（结果）为目的导向的模式，可以激发参与者的自我探索和内驱力。其次，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德纳（H.Gardner）多元智能理论（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指出人类可通过教育发展的八种不同智能，其中空间、内省等智能在应试教育下很难得到训练，公众考古则得以弥补。
第二点，在地社区的公众考古实践。近年我国的大学与地方政府、考古研究所等有很多积极探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遗址“社区考古”项目、首都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师生在郑州市中牟县业王遗址的公众考古实践、厦门大学历史系与殿基村政府在马道坪遗址建立“公共考古实验室”是三个代表案例。
▲ 2016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平粮台遗址开展的“社区考古”项目
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4年第1期导语&目次（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微信公众号）
▲ 2020年首都师范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业王遗址的公众考古实践
来源：王怡然提供
在西方，社区考古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不仅包含基于实体的田野考古发掘，还包括非地缘性社区，甚至网络建构起的虚拟社区，由此可将考古资源更好地转化为如教育等其他社会资源。以目前国内田野考古实践来看，很多遗址密集区域往往是各种社会资源的“洼地”，如何进行考古与文物资源的开发、遗址的活化与保护，这对于解决我国目前教育、文化、经济等资源不平衡的现象或许有一定的帮助。
第三点，大变局下的传媒与公众考古。目前人人互联、时时在场的网络现状，使得每个人从受众转变为传播者。考古界也因此出现“从学者自发到学界自觉”的变化，即除进行传统考古外，还要面向公众。融媒体的发展助力公众考古的传播效果，促成公众考古的成果转化与再创造，进而凝聚社会共识和价值导向。
公众考古涉及教育、传播等多因素，比如首师大的社区考古实践就形成了长尾效应，此后的第二、三年依旧有融媒体推送，对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十分有益。多种形式的公众考古活动前景广阔，但一些弊端也值得注意，如一些不具备相关资质的“老师”打着文化教育传播者旗号宣传虚假“知识”、“探秘”博主假借“考古”为名探寻遗址甚至造成损害，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关注、规范与引导。
王涵：
我主要介绍一下首师大在荥阳楚湾遗址社区考古的实践。楚湾公众考古团队共22人，全部是首师大实习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项目立足楚湾遗址，设计了“五个一”计划：一个社区专题展、一场考古进校园活动、一组口述史访谈、一次线上云教学、一组考古日常短视频。
▲ 首都师范大学荥阳楚湾遗址社区考古实践
来源：王涵提供
专题展分为四个板块，包括遗址概况及周边历史文化、工作流程、国家政策、民工群像。由此能够让社区居民更好地理解和支持考古工作，激发他们对本地历史文化的兴趣。
对于考古进校园，我们走进了考古地所在的中小学，讲授了考古课程，内容包括正进行的工作、考古基本知识、周边历史文化等。我们还带领学生到遗址资料整理室进行参观。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了调查，了解学生对考古认知的变化，从而评估我们的工作效果。
▲ 荥阳楚湾遗址社区考古实践中考古进校园
来源：王涵提供
我们对当地制陶工艺进行了口述访谈，开展民族学调查，走访周边村镇，采访近10位制陶人，收集了制陶流程和特点。通过访谈复原传统制陶技艺。
此次实践展开系在疫情期间，同时采用了线上直播方式进行云教学。直播结束后同样安排了调查反馈，以了解线上教学效果。另外，我们将实践的过程拍摄成短视频，发布在各社交媒体平台。视频内容包括实践工作的日常，以及对社区相关人员的访谈等。这个做法其实很好地体现了非地缘社区考古的概念。
关于反馈，多数村民对考古学的内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并自发地保护、宣传自身文化遗产，基层干部对考古工作给予更大的支持和理解。社区的中小教师表示希望多举办此类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模式，激发探索精神。中学学生对考古学也有了初步的认知和了解。
▲ 荥阳楚湾遗址社区考古实践中当地青年楚东献，主动参与到文保工作中，成为公众考古团队中的一员
来源：王涵提供
关于此次实践，我想讨论以下几点：1、实践形式。我们重视了考古发现与在地社区的结合，注重对楚湾文化资源的提取与利用，丰富公众考古的实践内容，拉近群众与考古的距离。在数字媒体应用上，采用了日常工作和人物访谈的形式，淡化了考古知识的专业属性，增加与大众交流的机会。直播教学是一种教育方式的革新，达到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楚湾公众考古实践开展了多元化的活动形式，丰富了公众对考古的理解。2、实践效果。楚湾考古工作有效改变了在地社区的固有观念，将公众从旁观者转化为主动者。这次实践也存在一些问题，公众活动附属于考古发掘，尚未形成系统模式，需继续探索。
奚牧凉：
我今天想聊的更多是我的学术实践过程反映的自我边缘化过程。公众考古、社区考古，在整个考古学界本就是一个边缘学科。到底什么是公众考古、社区考古？这是否能作为学科？作为学科是否有其基本功？
我在本期《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的文章讨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题和案例，加上大家可能知道的我参与的“挖啥呢”微信公众号的内容，我相信这样的讨论是本就边缘化的社区考古中更为边缘的内容。
我认为公众考古是一个广义的政治学话题，其核心是权力问题。权力在公众考古的两个表现是权益与话语，前者决定谁做、后者决定如何做。
接下来举几个例子。一是自媒体直播考古工作现场，即形成一种公众围观考古工作现场的现象。二是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发布微博“喊话”福州地铁屏山站施工中规定的考古发掘期限。三是成都体育中心变为成都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的例子。第一个是考古学者和公众之间的对立关系，第二个是考古学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则是考古学者介于公众与官方之间的对立关系，有时甚至是“两面不讨好”式的关系。
▲ 成都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
来源：视觉中国
我想借用王思渝老师常说的“公”与“私”的关系，在中国的格局中，常常呈现公强私弱的状态，这会大大影响社区考古。我想大家都能想到一个根本的问题，考古学者到底是哪一方力量？是官方？是公众？但往往是夹在两者之间，这就使得考古工作者在工作中的权力关系变得非常复杂而微妙。
最近几天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复旦大学做体质人类学的团队受山西一负责烈士工作的部门邀请，去做无名烈士墓的发掘。其起因是一个民众跟政府说自己的祖辈是烈士，却不知埋葬于何处。后来这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找到了烈士遗骸），复旦大学公众号也高调宣传了此事。但是如果这件事的起源中，公众的祖辈不是烈士，可以理解的是，应该就不会有高调的官方介入和关注了。恰恰因为其处于一个宏大话语建构下，政府、知名高校才会给予关注。这件事说明社区考古本身处在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社区考古目前在中国看来，可能只有在非常特定的语境下才能实现。
我们考古学第一课都会强调考古是研究公众的学科，其不像传统历史学记录大人物、大故事。其挖掘通常是大面积、囊括普通生活。但是在后续的发展中明显看到，考古工作有一种追寻名人、大墓、宫殿的效应。
因此就公众考古而言，关注权益问题相当重要，权益问题本身在中国就相当复杂，且具有特定性。对权益的深入理解能够助于我们重新认知考古领域，重新认知考古学本身。
话语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社区考古的尺度是具体的、地方的话语。这是导致社区考古、公众考古在中国进行困难的根本性问题。另外还有商业资本话语的问题。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白酒考古遗址，其背后的逻辑不是考古选中了白酒，而是白酒选中了考古。当白酒与考古并置时，人们想到的更多是白酒蕴含的权力象征。
▲ 成都水井坊遗址博物馆
来源：视觉中国
在当今中国，除了官方阐释以外也有社区参与阐释的入口，那便是误读甚至延异（différance）。如网络常说西安地铁修不好的原因是古墓太多，其中有非常多的误读，但这种误读也反映了近年西安市民社区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一座地下遍布考古文化遗产的现代都市相较全国其他兴起的现代化都市而有的自豪感。如果说西安地铁是对事实的误读或偏差，那么近年高校内陆续的考古发现则酷似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名概念“延异”，即后现代错位带来的符号游戏感。
我坚定地认为，公众考古是一个广义的政治学，最需要关心的就是权益和话语。公众考古一定是一个参与型的、行动型的学科。
我这些年常用一个词“考古的想象力”，即如何通过新博物馆学，通过批判遗产研究，通过所有后现代学术，打开人们想象力的边界，突破对传统观念的认知。但实现非常困难，我认为目前学术正在走向一个非常保守的状态，向一个成熟的、公认的价值主干靠拢，并乐此不疲地固化。
我最后想发出疑问：大家为什么做公众考古？公众考古究竟能为学者、学界带来什么？
讨论
于春：
我首先来回答奚牧凉提出个问题：为什么要做公众考古。
我想剖析我自己的历程来解答。最初就是在学生的鼓动之下，跟网上的“国宝帮”进行抗争，为了能够在网络媒体之下有一点点我们专业人士的话语权，其中最不可理解的就是专业人士的话语在网络媒体之下被淹没的一塌糊涂。过程中我也产生了奚牧凉这样的困惑，但给予我最大支持的是我的学生，他们让我保持了长久的热情。
我曾经向所在学院申请，寻求开展社区考古、公众考古的机制保障，要求社区考古项目集中在大学周边的农村社区，这相较于城市有更大的操作性。
我不认为奚牧凉是一种边缘化，我反而认为我们思考问题就是要以宏观视角考虑，走出自己的学术圈子。任何公众考古工作都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离不开其他圈子、机构的支持协助。
我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中，若没有商业模式的支持，公众考古就很难进行。因为学术机构保障中没有对公众考古这种科普行为的评价，导致考古所和高校人员无法坚持做这件事。在运营模式上，我想分享的是科普类图书目前已经融入非常浓厚的博物概念，考古、博物馆、文化遗产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学科，这也要求我们现阶段的科普工作需要学会利用互联网技术。因此，在我自己的和学生的社区考古实践中，我会尽可能为他们找到优质的合作伙伴和平台，但这并不是一个长久的、可循环的、规律的保障机制。
葛威：
于老师提到社区考古、公众考古缺乏一个相应的保障机制，这也是我们相关工作难以持续开展的重要原因。
我想回应为什么做社区考古、公众考古。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有两方面的考量：理想的和现实的。对于理想，张光直先生在其《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中提到的，考古工作者不应该老是去抱怨缺乏热情的观众对考古学漠不关心，而应该责怪我们考古学家自己，因为我们为公众做的工作远远不够。而且在考古学的知识中确实有一些是有价值的，具有历史教益的，所以我们应该去为公众做更多的分享。一个现实则是，在我们开展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社区考古的很多具体问题，这些问题都指向考古工作者需要更多维度的考察研究。例如2015年我们在武夷山葫芦山遗址实习，了解到当地妇女很多得宫颈癌，包括在我们探方里工作的大姐。这个病我们知道现在是可以预防的。那时我就在思考，社区考古实践是否能和其他专业的科普工作比如医学进行结合？再比如2011年我们在浦城县殿基村马道坪遗址实习时候，发现我们的考古队无法真正融入村民中，也无法满足村民、村干部最切实的需求。如村干部希望在上级领导来村里检查的时候能展示考古发现，而村民则普遍关心拆迁补偿、乡村振兴等问题，这些都已经大大超出了考古专业范围。
社区考古、公众考古在考古学专业的边缘，但没必要迈向中心，边缘可以很自由。但目前的困境是，如何持续在边缘工作下去。
王思渝：
葛老师提到了一点，那就是公共考古或者社区考古这个活动真的只是为了考古吗？超越传统考古学界限的观点提示我们需要带着更广泛的目标去在社区或者专业领域内进行工作。这引发了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要由考古学家来做这些超越了传统考古的事情？这对于考古学家而言的动力是什么？
王冬冬：
据我的了解，诸如“考古遗产”“公众考古”这样的概念从国际语境引入到本国语境时需要非常的谨慎。“社区考古”同样也不诞生于中国，其概念本身带有自己特殊的背景、内涵和使用语境。当这样一个概念引入到其他国家时，如何找到一个自洽的位置，并在某些方面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在学术领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社区考古中，让社区参与到考古发掘以及后续的保护和利用中，这个通过考古遗产管理或大遗址保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国内很多社区考古的工作是以高校为主，在田野发掘过程中进行，很多与会老师在所在的学校中担负起这样的责任，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规范化、模式化的方式。除此之外，如何让其他对考古感兴趣、对地方史感兴趣、或者对地域发展感兴趣的公众群体参与到社区考古，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社区考古的核心是赋权，必须把一部分权力交给社区，如果社区不具备掌握权力的能力，我们须为他们建设培养这种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社区考古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社区有贡献，国家叙事体系如何结合地方社区的需求。
成功的社区考古需要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教育资源分配、地方经济发展等。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只是一个撬动的杠杆，真正解决地区发展问题才是根本。
最后还想提一点，如果将社区考古或公众考古纳入到科普体系中，是否能够获得更大的支持？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社区考古或公众考古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拥有自己的培养体系？还是说这是考古专业同学的基本能力？
燕海鸣：
今天的主题是社区考古，但听下来好像真正关于社区考古的讨论不多，更多的是公众考古。
我的第一个困惑是关于方法和概念。社区考古与公众考古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觉得大家谈的时候各有不同的理解。
对我来说，它们就是科普，就是考古学向大众传播的一种方式。为什么没有公众社会学、公众人类学、公众生物学、公众物理学这些词？因为这就是科普。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公众考古学，并努力构建这样一个学科和工作机制？
关于社区考古，我们在考古过程中找当地技工继续挖掘，这是否也算社区考古？中国的考古学不正是靠这些社区支撑起来的吗？还是说必须找不了解考古的人，让他们在考古中了解考古，才算社区考古？
第二个是关于认同。我们谈论公众考古，其实是研究人与认同的关系，研究文化与认同的关系。但那我们做公众考古的人，我们自己的认同是什么？今天的讨论很严肃，我觉得还是要吐槽一下。有的是真正的考古学者，想把知识传给更多人；有的是新闻学出身，进入考古领域，想把两个学科结合起来；还有像奚牧凉这样的，越来越边缘化，但好像很享受这种边缘状态，越来越脱离纯考古学，走向文化批评人类学。我不知道大家分别的认同到底是什么。
罗攀：
我和燕（海鸣）主任有相同的困惑，社区考古和公众考古究竟是什么关系？另外，在博物馆、遗产展示中也常常遇到不同话语的问题，对于一些观念、价值观的展出，究竟能公众化到什么程度？
王涛:
我想从两个视角出发谈谈我的感受，一个是“公与私”，一个是“内与外”。
从“公”的角度来说，我们从事公众考古，就像张光直、苏秉琦等先生们的共识，这是我们的职责，考古工作者应该回报社会，使用纳税人的钱应该有所交代。
从“私”的角度来说，有几个方面。首先是个人兴趣，这是完全由兴趣推动。其次是与我的工作有关，我长期指导学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尤其是本科生实习。现在的素质教育要求我们培养学生对考古的兴趣，不能让考古变得枯燥乏味。所以每年我都会花些功夫，从感性认识上设计一些环节，让学生至少不讨厌考古。公众考古能够让学生在疲惫的田野考古发掘之余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发挥他们的专长，比如发公众号、做短视频。
对于研究生，我开设了公众考古相关课程，并招收该方向的学生，要让他们完成相关学位论文，不能空对空。我们不管对这个概念认同如何，但不断立足田野进行实践。
再说“内与外”。站在考古学对内立场，我们希望对社会有所回报。跳出考古工作，站在对外立场，在更大的公共文化背景下看，公众考古是公共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国家政策等环环相扣。一方面，我们努力做好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也希望结合考古工作对社会做出微薄的贡献。
以上发言内容于2024年11月30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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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员简介
王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思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
王怡然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现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王涵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奚牧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杜林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子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
胡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
陈咏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
何雨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
于春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葛威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王冬冬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孙静
泉州师范学院中国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范佳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罗攀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燕海鸣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
董心语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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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李子宜
会议整理：杜林东
整理审核：李光涵、王思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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